五公山人王余佑传奇人生：前言

2023-11-09

前    言


　　 五公山人王余佑传奇人生，孤臣孽子--悲壮，坚忍，献给养育我的家乡-前言非常想说说宋朝的灭亡和明朝的灭亡，因为自己能力有限，资源有限，一直在庸庸碌碌地忙着糊口混日子，没有闲暇和精力来做点研究和探讨，最近因为父亲老了，所以要我帮忙写一些东西，竟然发现我的家乡献县，在明末清初的历史上如此璀璨夺目，明朝末年，满清几次破关掳掠，在献县城下血战，乡绅高梦尾带领全族参与守城血战，战斗到最后一息，家族一百多口壮丁全部殉国，其母听到城破消息在家中自尽而亡……。其后满清掳掠绕献县而走。


　　高梦尾的哥哥就是后来著名南北太子案中的高梦箕，太子是真是伪姑且不论，就这份豪气和肝胆就领天下人敬仰，历史永远记住这位鸿胪卿的末世义胆忠肝。


　　后来就更有戏剧性了，王余佑，一位少年游侠，少时为营救东厂构陷的“六君子”不惜生死，而当其父兄因为李闯围北京后聚兵收复三县，而被清朝刑杀，其弟报家仇杀仇人全家三十余口，而这驰名京师的游侠竟然隐居到了保定易县五公山，可以不可疑？这名字王余佑更令我浮想联翩。加上他与高梦箕的关系，现在献县白楼高家家谱中保存有王余佑为高梦箕后人致信当时的满清县官：（大意）我前朝人本不该管本朝事，但是你该知道他祖上是谁吗？高梦箕，宇内同钦，你还是三思而后行，能放手就放手吧。


　　这起码证明王余佑与太子案的主要人物关系非常紧密，而观王余佑的生平和后人评说更惊人了：文武全才，其作品《乾坤大略》被后来兵家推崇，其武功高绝，丈外跃马百步穿杨，枪法高绝，刀法绝伦，著有《太极十三刀法》（后来教二十九军大刀队刀法的教习就是我们沧州人）是绝无仅有的帝师人选。王余佑隐居三十年，出任献陵书院山长十年，游学北方，生徒无数，名儒辈出，我们献县后来也是武状元，文学宗师源源不断，但王公的真正人生目标和胸怀抱负有谁能全部了解，我越阅读王公的著作，越感到他黄泉之下的寂寞，我们如何理解他的坎坷人生与惊世才华，才能给他对历史负责任的评价？


　　还有一人不能不说，那就是窦尔敦，也是刀法惊人，传说中使用的双钩也是内家兵刃，传说他师傅是王为公山人，当年窦尔敦用过的那套明代大青花瓷拚盘（九个一组），仍完好地保存在黑龙江窦集屯，上面烧有唐代诗人王维的诗句“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能否说明他是反清复明的义士？他与王余佑同时代，他们一个是巨盗，一个是大儒，是泾渭分明，还是源出同门？窦尔敦的山东（太行山东）八大处总瓢把子，是否背后有力量支持，河间作为北京南大门，应是富庶之地，何来大股义军？而且窦尔敦的根据地在哪里，这样转战千里，纵横清朝腹心，难道仅仅是打家劫舍吗？现有史料理由牵强，难以服人。


　　还有一位嘉庆十五年归顺清朝，纵横七海的张保仔，带领20万前朝遗众，据有日本朝鲜东南亚的大片华人移民的根据地。华人因为他投降星散东南亚，我们献县竟然有关于他的民间传说。


　　在这些史实面前，我感到空前的压力和责任，我只好自不量力地去整理搜集这些历史碎片，也许这会是历史的珍宝，我们再不搜集整理，就会消逝在历史的长河之中。


　　但这不是历史，或者说不是正史，更多的是我的猜测与臆想，也欢迎对历史感兴趣的朋友一起来探讨这段被遗忘的历史


　　参考资料：王余佑：余佑，字申之，一字介祺，号五公山人，卒后门人私谥文节，世称文节先生。明末清初人，生于万历四十三年（1615），卒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享年七十岁。其先世为小兴州（今河北栾平北）人，本姓宓，自八世祖时徙居直隶新城，赘于王氏，因改姓王。王余佑的父亲名延善，字维婴。伯父名建善，字恢婴。有一兄一弟，兄名余恪，弟名余岩。在崇祯十三年（1640）以前，王余佑已被过继给伯父为嗣子。


　　王余佑幼伟岸，有大志。聪颖，读书识大体。十六岁时，补博士弟子员。初随定兴人鹿善继学，后受业于容城人孙奇逢，又与茅元仪、杜越、刁包等人为师友，并曾得到桐城人左光斗的赏识。鹿善继、孙奇逢二人为明末北方的学术大师，对王余佑甚为器重，亟称之。而清初北方的学术大师颜元（字浑然，号习斋）、李塨（字刚主，号恕谷）则为王余佑弟子，对王余佑雅相敬重。颜元曾说：“夫子温、良、恭、俭、让，介祺得其二，温、恭是也。”称王余佑气度包罗，可资师法，自谓平生所不能及，以至对王余佑“以父道事之”。李塨也说：“春风满坐，经济满怀，吾不及五公。”而在王余佑卒后，其长子王孚则亦以为李塨最能传其父之学。到王余佑在献陵书院讲学时，门弟子远近从游的多至数百人。新城、易州、献县均相距不远。王余佑生长于幽燕之地，自幼受性理实学的熏陶，又遭逢明末与阉党斗争和明亡的激变，故其为人颇有燕赵慷慨悲歌之遗风。其治学则以性理为根本，以实学及物为主旨，以明体达用为宗，以间邪存诚为要。其治身心专以诚敬为主，其于日用专以躬行实践为事。待人则教以忠孝，和易简谅，对己则立身孤介，刻苦砥砺，喜通任侠，敦尚气节，有古独行之风。王余佑虽为儒林中的士子，但是他读书的态度决不是追仿时文或是空谈性理，而是沿着实学一派的传统独开一径。其治学范围，举凡天文地理、礼乐政刑、耕桑医卜，以至西洋语文，无不穷析端委，上下数千年如指掌。他还擅长书法，风格遒逸。而对于清代极盛的考据之学，则多所忽略，盖其心意不重在此。喜作诗文，但都由兴所之，本乎性情，兴酣笔落，顷刻数纸，然而写后常随手散失，且多不合格律。王余佑顷重的是实学，他的门人李兴祖说他：“极纵横上下之说，数千年间事如烛照数计。及指陈得失，蒿目时艰，真有坐而言可起而行者。”王余佑的实学才能在当时已被誉称为有本之学、王佐之才、命世之才、王霸大略、足以安民济世。李兴祖说：“从来讲理学者弊在拘方而不适用，谈经济者流为功利而不入于纯”，王余佑则能“本理学为经济”，明体达用一以贯之。这个评价是很中肯的。尹会一也极力称赞说：“嗟呼！吾尝怪世之人动以儒术迂疏为道学诟病，如先生者隐而未见耳！使获见用于世，其不一雪斯言也与？”


　　编辑本段实学精神和任侠性格有几件事很能说明王余佑躬行实践的实学精神和他北方学者慷慨悲歌的任侠性格。一是明末天启五年（1625）魏大中、杨涟、左光斗等人被阉党魏忠贤逮捕入狱，魏大中长子魏学洢至京师抗争，当时阉党逻卒四布，王余佑与鹿善继、孙奇逢、杜越等人予以掩护，奋不顾身，相与周旋患难。二是在山西临县时，条列时弊数千言上之，由于拂忤当事者之意，继父王建善被调任鲁山，实欲困之。王余佑见时世不可为，遂力劝继父解印归田。三是在明末清初，经历了父兄的死难。王余佑的生父王延善为县诸生，为人尚气义，曾以万金家产结客。明末兵乱，王余佑正校试于易州，闻讯投笔而归。路经容城，与孙奇逢谋起兵。于是王延善率三子以及两个从子余厚、于慎联合雄县人马鲁（一作马于）建义旗，传檄起兵，聚众千余人。孙奇逢也在容城起兵，共同收复了雄县、新城、容城三县。这时清兵入关，诸人遣散。不料王延善却遭仇家陷害，以抗清的罪名被捕入京。余恪、余佑、余岩三人准备进京赴难，余恪以余佑已过继伯父为嗣，不可轻死，于是偕余岩赴京。驰至琉璃河，夜闻人唱《伍员出关曲》，余恪说：“阿弟，误矣！吾二人俱死，谁可复仇者？弟壮，可复仇，我死之！”挥余岩去，自赴京，大呼曰：“我起义生员王某长子也，来赴死！”于是父子二人俱死燕市。余岩归，夜率壮士入仇家，尽歼其老幼三十余口无孑遗。官府急捕余佑、余岩兄弟，幸得保定知府朱嵚（一作朱甲）及易州道副使黄国安知其冤，为之力解乃免。王余佑闻父兄罹难，痛不欲生，招魂葬父兄毕，即奉继父母隐居易州五公山双峰村，自称五公山人，躬耕养亲，不求闻达，三十年不入城市，而为学益勤。有时登临峰顶，慷慨悲歌，泣数行下。王延善敦尚气义，散万金结客。王余佑也和其父一样，任侠重友，慷慨好施，时人常称其能“困者周之，危者拯之，殁者敛之”。孙奇逢以奇节自许，但这并不妨碍他平易和淡与世往来。仁以律己，恕以待人。其治身务自刻厉，而于人无论贤愚，苟问学，必开以性之所近，使自力于用行。与人无睚畔，虽武夫悍卒、野夫牧竖，必以诚意接之，由此名在天下而无人忌嫉。王余佑也和其师一样，“信道笃而任道勇，近仁之质，得诸刚毅”，然而与人和易，从容简谅。晚年时，时乘牛车往来于上谷、渤海、嵩岱之间，儿童野夫见其过，皆聚迎随观，争相慰藉，说：“王先生来矣！”王余佑也时时停车，问劳而去。


　　编辑本段人物评价王余佑一生生活困苦。他做山人时的情形是“一闲牧竖，藜藿不充”。主将献陵书院时，他的布衣之交河间知府王奂为他购置宅舍，副将孔毅买下二百亩田地馈赠给他。晚年四方豪俊争相造访，他典衣挫荐接之，有时遇人有缓急，即为之筹措，百数十金无难事。及交游有馈赠，则介然不受，却金之节世咸重之。王余佑教弟子学诗时曾说：“子美入蜀，子瞻海外，乃有忠孝之情发为歌咏”。孙奇逢曾对王余佑说：“余年五十始识一‘贫’字。我辈以贫贱之身，值流离忧患之际，典琴书，质簪珥，忍病停药，日不再食者屡矣。对妻子似难快心，对同志应无愧色。此字不明，终非真实学问。”所说很能代表当时诸人的性格。由此可知王余佑虽列身儒林，但是他的生活环境和治学态度的确与一般俗儒、腐儒迥然不同。


　　编辑本段研究兵法战略王余佑研究兵法战略是由来有本的。他早年跟随孙奇逢学兵家言，以学习《孙子兵法》为主。他跟随鹿善继受学，鹿善继曾协助兵部尚书孙承宗镇守榆关四年，任赞画，有兵书《车营百八叩》传世。他的师友茅元仪更是明末杰出的军事家，所撰《武备志》有二百四十卷，约二百万字，附图七百三十余幅，是中国古代篇幅最大的综合性兵书，茅元仪本人也曾随孙承宗督师辽东，任赞画、副总兵，方以智称赞他是“下帷称学者，上马即将军”。为王余佑所仰慕的南宋人陈亮，为人才气超迈，喜谈兵，也曾考论古人用兵成败之迹，著成《酌古论》一书，对王余佑影响很大。明末清初时，军事问题已成为注重实学的一派儒士所共同关心的焦点，王余佑对于兵法战略的研究，就是在当时传统和风气影响之下进行的，体现了时代的特点。而在王余佑之后，清初的北方学者中，颜元也是自幼学习兵法，于技击驰射无不精通，遇豪杰无论贵贱莫不结纳深交。王余佑死后二十年，为他作传的大兴人王源也是一位喜欢任侠言兵的奇士，其父为明锦衣卫指挥，又曾从著名兵法家魏禧受学，性情豪迈不可羁束，于当世之人视之蔑如，于古人亦然，心中所慕惟有汉诸葛武侯（诸葛亮）、明王文成公（王守仁）二人，自以为当北面武乡侯，而与陈同甫并驾齐驱以争先后。王源对人自然是少有赞许，况且又精通兵法，但他对王余佑却能独加赞赏。王源在为李塨的父亲所作的《李孝悫先生传》中说道：“北方学者多暗晦，寡交游，著述亦不传于天下。以予所闻，孙征君而外，不过山右傅青主（傅山）、关中李中孚（李顒）数先生而已。既与李刚主、张文升订交，乃知有五公山人及颜习斋诸君子。”从王源对王余佑的评价中，也可以印证出他在兵法战略研究上的分量与价值。


　　编辑本段身负武学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王余佑还身负武学。早年他跟随孙奇逢受学时，就是一面学兵家言，一面习骑射、击刺，无不工。时人称其才兼文武，精于技击，说他“恒以谈兵说剑为事”。他常与弟子歌诗饮酒、骑射技击为乐，直到晚年，他谈兵述往事，仍能目光炯炯如电，声若洪钟。有时持兵指画，胡须戟张，蹲身一跃丈许。驰马弯弓，矢无虚发。使观者莫不震栗色动，啧啧称叹。王余佑自己也说他平生性不平，好武健，生来一点血性，不肯以涂朱傅粉争妍取怜于世人。有时居家郁闷，一室叫跳，须眉如刀槊立，倚天而号，提剑而舞，击节徘徊，欲歌欲泣。王余佑在新城时，李恭曾将他车迎至家，传授枪法刀法。在王余佑的诸多遗著中，亦有一套《十三刀法》，又称《太极连环刀法》传世。王余佑研究兵法战略是将理学、武学、兵法和慷慨任侠的性格合为一体，这样贯通成一种有根基、有渊源、有活力的实学。就此而言王余佑实非寻常文弱书生排比史事纸上谈兵之可比。清初盛传于北方的颜李学派力倡实学，高举实学、实习、实用的大旗，而颜李学派的创始人颜元在三十岁时就曾登门问学于王余佑，受到王余佑的很大影响。就此来看，王余佑完全可以称做清初北方实学的先驱。


　　编辑本段对清廷的态度再说到王余佑对清廷的态度。王余佑生当明末清初，父兄又为清人所杀，国亡家毁，对于满清异族统治不能没有抵触。只不过当时天下大局已定，而河北又近在京畿，所以他不可能有太过激烈的举动。《清诗纪事初编》中评论说他诗似谢皋羽（谢翱）、郑所南（郑思肖），文模陈同甫（陈亮），“然辞旨隐约，不作陵厉指斥之语”，也即此意。陈亮于谢翱、郑思肖均为南宋人，陈亮力主抗金，诗文豪放激越。谢翱曾参加文天祥的抗元义军，诗风沉郁，寓沦亡之意。郑思肖于宋亡后隐居苏州，更名思肖、所南、忆翁，墨兰不画土根，墨竹画苍烟斜月，皆寓对赵宋的思念。王余佑身上所表现出的抗清情绪可以从数处隐约察知。其一，他平生独慕陈同甫，为其有真英雄风度。而至垂老读史，“至谢皋羽、郑所南诸君，又未尝不掩卷流涕也”。说明他的个人情感已与国家兴亡连在一起而不可更改。其二，王延善父子起兵时，值清兵入关，仇人诬陷。然而王氏父子是否真正有心抗拒清兵，恐怕确实在半虚半实之间。王余恪入京赴难，不喊冤枉，而大呼“义军来赴死”，似是自服之辞。其三，入清后，王余佑先在五公山隐居三十年，又在献县讲学十年。四十年不出仕，亦当是一种不合作的抗拒。其四，王余佑在编定了《乾坤大略》的十卷之后，又专门搜集了江南对于北方的十次胜战，编定了补遗一卷。他说：“十卷中至矣尽矣，尚须补也与哉？曰：为十胜而设也。”“此十者，皆起于江东之师，以取胜中原。”“江南脆弱，谁不闻之？然迹其所以胜，不在强弱也，顾人之运用何如耳！”其意似深望于南明之光复。王源对王余佑所著诸多兵书战略评论说：“予久知山人名，特不详其水平。后交李刚主，始闻其详。而今乃得读其遗书，抚卷流涕曰：此诸葛武乡之流也！天之生此人也，谓之何哉？既已生之，又老死之，天乎！吾不解其何意也？”又说：隋代文中子隐居教授，所造就的人才皆足以安民济世，而不必功自己出。现在天下人才日下，没有能比得上前人的，但是也许王余佑的弟子不同。王余佑的亲传弟子虽不能有所作为，但是日后只要是读过其书能私淑王余佑的，自然也是他的弟子，“虽数十百年之久，固无异于亲炙之者。”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王余佑“又何憾焉？”观其文意，似已预期数十百年后谋图翻覆之举。王源的这个意思，未始不是道出了王余佑的真意。而这反清复明的心愿，无疑更加突出了王余佑兵略研究中的实学特点。


　　编辑本段著作王余佑一生著述除《乾坤大略》外，还有《居诸编》十卷、《诸葛八阵图》一卷、《万胜车图说》一卷、《兵民经略图》一卷、《十三刀法》一卷、《文集》三十二卷，《涌幢草》三十卷，以及《认理说》、《前著集》、《通鉴独观》、《茅檐款议》等。《居诸编》汇集古人经世之事而成，据《乾坤大略总序》所说“十年间胸中垒块悉谱之于《居诸编》一书”等语，当是作者较为注重的一部书。原书不存，其大部分内容收入蠡吾人李培所编《灰画集》中，后者的书名亦取自王余佑诗“灰画何年计得成”。《茅檐款议》据《清诗纪事初编》称是作者所最自信者，该书与《通鉴独观》、《前著集》三书中，估计应有不少篇幅仍是论述军事地理与军国大略的。《太极连环刀法》今见于《蟫隐庐丛书》。《涌幢草》应是王余佑的诗集。今所传《五公山人集》是在王余佑卒后，由门人李兴祖（字慎斋）另外搜集、抄录的，后迟至康熙三十四年（1695）刊刻行世。共十六卷（《四库全书总目·集部存目》直隶总督采进本为十四卷），其中诗五卷，文十一卷。王余佑卒后，其遗书一说存于后人、家人之手，一说交与门人李塨。王余佑有二子，长子王孚，次子王咸。王咸早殇。王孚字曙光，曾与李塨同游，但在王余佑卒后，亦寻卒。不过据秦聚奎《乾坤大略序》王余佑裔孙王懋亭（字茂才）携其先人藏书数种、《四库全书总目》子孙遂为献县人等语，王余佑应有后人传嗣。李兴祖在编定《五公山人集》时也说：“先生编纂甚富，几重压牛腰，今藏于家，未及行世。”但据《颜李师承记》所说，王孚将卒，使人招李塨至献县，“尽以五公遗著付之”，李塨还选编了一种《五公文集》，并为王余佑写了传记。而在二十年之后，康熙四十二年（1703），王源也确是在李恭处得以读到了王余佑的遗著。大概在李塨卒后，王余佑的遗著便也从此逐渐散失。《乾坤大略》的编撰在《居诸编》之后，观其总序，当时王余佑仍在五公山隐居，而其署名中称献县人，似到其晚年在献陵书院时最后编定。魏坤《五公山人传》也说：《居诸编》、《乾坤大略》、《诸葛阵图》、《通鉴独观》诸书“皆山人所手辑也”。据李塨《颜习斋先生年谱》和《颜李师承记》所说，《乾坤大略》又名《廿一史兵略》。但由该书既不按史书分类、又不依先后编年的体例而论，仍以《乾坤大略》的书名更为切题。《乾坤大略》的版本最初为王余佑“山中所手辑”的手稿本。辰州人秦聚奎任肃水（即安肃，今徐水）知县时，由当时的传抄本过录了一个本子，但所抄本的内容往往事不归类，舛驳颇多，甚为可疑。秦聚奎随后调任饶川（即饶阳），咸丰四年（1854），正逢王余佑的裔孙王懋亭到饶，带来了王余佑的藏书数种，其中就有《乾坤大略》。秦聚奎称此书为“原本”应该就是王余佑的手稿本。秦聚奎将传抄本依据原本重校一遍，才知传抄本中错杂重复之处为后人所窜入，“而原书固自融贯也”。当时正值太平军起，“筹防吃紧，到处戒严，韬钤攻守之术尤为救时良剂”。于是秦聚奎又据原本将此书重新校录，将传抄本恢复为原本。传抄本的主要问题，是较原本多出了十三条，其中一条是重出的，十二条是不类的。王余佑原书编纂时的体例，是各卷之间不避重复，所谓“一时俱有”，这样的重复全书共有五条，而秦聚奎校出的一条是于本卷中重出的，因此在重新校录时便删去了。不类的十二条则仍然保持传抄本的原状，而于各条下注明“秦校原本无此条”小字。这时上距王余佑之卒已有一百七十年。又过了二十余年，光绪五年（1879），《畿辅丛书》开雕，《乾坤大略》是惟一被选刻的王余佑的著作，所依据的就是秦聚奎据原稿校录的本子。这是该书的首次校录，上距王余佑之卒已近二百年。《乾坤大略》后来的版本，有宝兴堂光绪三十二年（1907）刻本，山西育才馆民国九年（1920）铅印本，和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丛书集成初编》铅印本，都以《畿辅丛书》本为底本。


　　窦尔敦：窦尔敦是什么样的人物，在历史上很少有的公正的评价。早在清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故窦志》中有这样记载：“康熙年间，邑有窦尔敦者，健盗也，尝马劫途，众莫艰御。一日邑今率卒百人，围之城西廉颇庙，窦跨未鞯马，祖臂握刀呼跃出，众大奔溃，数捕不获。”另外，历史上有些文人根据社会上的传说，经文艺加工，写出不少文艺作品，如《彭公案》、《施工案》、京剧《连环套》、《盗御马》等。但对窦示敦的描写不外乎是“健盗”而已。实际上窦尔敦是位杀富济贫、除暴安良，怒杀赃官的农民领袖。后因盗御马被清政府发配到黑龙江，并为保卫祖国，抗击沙俄立下了汗马功劳，是们地地道道的反击沙俄侵略的民族英雄。


　　窦尔敦，原名二东（后清政府贬为尔敦）。约天启五年（1625年）生于河北献县窦三香疃，故逝于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时年42岁。祖父窦玉祥、农民，曾参加过李自成农民起义军，并在军中当伙夫。当李自成败退时，窦玉祥在真定府（正丁县）被清兵杀害。父亲窦志忠，通文精武，投李自成部下当兵。曾跟李自成转战山西、湖北等地，带过十三万兵马，后这支后马改为四十八编，窦志忠为督军。李自成死后，窦志忠组织当地的渔民、农民继续奋战，失败后隐居洞庭山，在此期间娶妻。后因身体不好，回到老家河北献县，生有大东、二东。母亲窦氏、因二东造反抽清被捕入狱，绝食撞墙而死。妻子齐金凤，高林镇人氏（河间境内），清政府破连环套时而死。她生有两子，长子窦飞虎，次子窦飞豹。二子后随窦尔敦流放到黑龙江，是现黑河市爱辉镇窦集屯窦氏的第一代人。


　　窦尔敦性格刚强，豪爽。自小投师习武。师傅韩城，原是李自成部下军官司（沧州人），李自成失败后、韩城改字化名为“王为公山人”，在此其间收窦尔敦为徒，使其得到一身马上功夫。窦尔敦后又跟师叔静慈（原李自成部下，李失败后出安当了和尚）学习轻功。后又为反抗清政府拉起队伍，在连环套树旗起义，明确提出：“替天行道、杀富济贫”的口号。绰号“铁罗汉窦尔敦”。


　　由于长期受家庭和师傅的影响，窦尔敦自幼就开成了刚起码不阿，不畏强暴的性格。一些事至今在家乡献县仍传为佳话。一次家乡的一个穷孩子的糠饼被一个富豪的孩子抢去喂了狗，还说：“你这糠饼子屈了俺家的狗咀。”这事被打草回来的窦尔敦遇上，窦尔敦气愤地指问那富家的小子：“你为什么抢人家的饽饽喂狗？你这是欺负人。“那富家小子蛮不讲理，仗着自己长窦尔敦几岁，家里又有钱有抛，根本没把窦尔敦放在眼里，冲着窦尔敦大声喊叫，举起拳头朝窦尔敦打来，没等他的拳头落下，窦尔敦的拳头早就打在了他的前胸上。最后，富家孩子不得不拿出五个铜钱，买了两个烧饼赔给那个穷孩子。


　　每年的“四月十八”，窦尔敦的家乡都有庙会。这天年轻的窦尔敦和哥哥、妹妹三人也来赶庙会。正在他们闲逛得兴之时，忽然他们面前人群吵闹。兄妹三人挤进人群一看，原来是一个官宦带领数十名家丁抢了一位贫家的姑娘。窦尔敦见些情景，怒气满腔，心想：“谁家没有父母，又谁家没有兄妹？在光天化日之下，竟敢如此无理。”血气方刚的窦尔敦向兄妹使了个眼色，三人象三只下山的猛虎冲上去。但是，由于官宦的人多，兄妹三人未能救出受害的姑娘。


　　事后，窦尔敦怒火未消，决心救出那位姑娘。在一天夜里天更时分，兄妹三人翻墙入官宦内宅，杀了官宦一家，找到那个被抢的姑娘，送回了家。


　　康熙二十年（1681年）山东、河北一带大旱，赤地千里、民不聊生，但官府横片暴敛不减。


　　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康熙皇帝决定在山海关外大凌河（距连环套不远地方）建立一个牧场，饲养大批马匹、专供皇帝和皇家选用。虽然康熙皇帝对建牧场占用民地民坟讲过“朕心不忍、应得民地尽行开除”的话，但是下属官员欺下瞒上，使大片的民田被强占，激起了当地农民的无比愤概。此事被专门和那些贪官污吏做对，杀富济贫，威镇四方的绿林英雄好汉窦尔敦知道后，决心和清政府较量一下。不久，窦尔敦和他的结义兄弟们截了朝庭的十几匹好马。同年又在商家林寺方截了皇杠，并把截来的东西分给了贫苦农民。从此窦尔郭成了清政府有名的“大盗”，康熙皇帝的眼中钉。为此康熙皇帝不仅亲自下旨“限期捉拿窦尔窦归案”，而且还两次派兵攻打连环套，但损兵折将，都没能捕获窦尔敦。后来地方官府闻知窦尔敦是个孝子，就派人将窦尔敦的老母和嫂子拿到，施以苦刑，还故意让众人观看。贴出而告：“窦尔敦之母被官府捉到，限期窦尔敦归案．．．．．．否则开刀问斩．消息很快传到了连环套。窦尔敦万分悲痛。为了不牵连母亲，宁愿一死也不愿当个不孝之子。之后，窦尔敦毅然到官府投案自缚，被刑部判了死刑。


　　以上是窦尔敦的为人和闻名古今“大盗”的原因。但是窦尔敦被流放到黑龙江，作为流犯参加抗击沙俄的斗争，并为国流血捐躯的事，却又很少有人知道。


　　康熙二十年（1681年），“三藩之乱”被评定。在这种条件下，康熙决意打击沙俄在黑龙江的侵略行径，完成早年未竟之业。为此，康熙于二十一年两次东巡，视察乌喇，并遣副都统郎担等至雅克萨侦察敌情。二十二年又谴副都统萨素为将军，加紧了察敌情，选战船，建驿站，筑城堡等各项战前工作。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木兰秋围”之后，康熙皇帝召见黑龙江将军萨布素，具体安排收复雅克萨有关事宜。同时，为增强北部边疆的实力，让萨布素带回12门红衣大炮和20万在“三藩之乱”中被株连的战士、亲属（称为流人）流放到黑龙江，令其“屯垦戌边”。


　　窦尔敦被判死刑的消息，很快传遍了整个京城。萨而素将军对窦尔敦的事早有耳闻。对其，刚直不阿、为民除害的品德和一身好功夫，更是敬佩不及。他想，打击沙俄，收复雅克萨，拯救被蹂躏的边疆各族人民，不是正需要这样的人吗。所以萨布素几经周折，在太尉梁九公协助下，刑部免去窦尔敦死罪，秘诀判流放黑龙江。


　　正如《东北流人史》所说：“防御与驱逐在黑龙江地区的沙俄侵略者，清政府在此期间增将大批流人谴戌到黑龙江。流人在雅克萨战争中充当了主力军，俄军大败。为保卫祖国领土与安全，立有重大的功勋。做了重大贡献。”


　　窦尔敦被流放到江东旧爱辉后，被分到布丁屯。靠近布丁屯的洒河汇合地方、称之黄河口，水深流急，浪大，旋涡多，是*练大军的好地方，萨布素将军决定在黄河口创建水师营，聘招流人袁开觉为水师营的团练教头，并选抽一些青年，由窦尔敦带领学习拳脚和杀敌格斗的武功，同时协助水师营伐木造船。


　　一天，水师营将士们活捉两名罗刹，布丁屯的群众纷纷前来看俘虏。然而，两名罗刹依仗他们以往的实力和横行霸道的种种行径，在中国人民面前大吵大闹，张牙舞爪。窦尔敦气愤已极，一步跳到两名罗刹面前，并让一名群众牵过一头牛来，窦尔敦单手一吃气，“啪”地一掌打一下，牛头盖被敲碎，那牛就地倒下，四脚抽搐而死。窦尔敦这一举动，博得在场民众的热烈喝彩，大长了中国人的志气，灭了敌人的威风。刹时，场地讨罗刹畴的怒声有如春雷在边疆大地上滚动。经审讯，这两个人，一个叫物威，另一个叫别留金。头天夜里受上司怪拉托夫命令前来打探军情，准备洗劫布丁屯。事后由于反击准备工作充分，中国人民取得了这次战斗的胜利。


　　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初，萨布素带领官兵肃清了结雅河和黑龙江中下游的所有沙俄侵略据点，同时，还清除了雅克萨的外围，攻打雅克萨的条件已经成熟。6月22日，主将彭春，黑龙江将军萨布素，副都纺郎担率水陆后员1800名，配备野炮120门，攻城炮40门，包围了雅克萨城。


　　为了体现中国人的友好和善，萨布素“先礼后兵”，决定派精干人充当信使，让其退出雅克萨等地。然而，沙俄侵略的本性和野蛮行为在连续民众中老幼皆知。因此，信使的差事，不仅重担在肩，而且有着生命的危险。窦尔敦听到后，却主动要示承担这一任务。他这种保家卫国“匹夫有责”的精神何等高尚可贵。这种为民族利益，不所牺牲自己一切的品德又何等的伟大！彭春和萨克素将军认为窦尔敦担当此任最为合适，第一、他胆略过人，智谋勇敢，能就会各种复杂的局面；第二、他相貌堂堂，有很好的武功，浑身充满豪气风度，有不失天朝国威。


　　6月23日，窦尔敦带上劝降书，来到雅克萨，见到俄军督领托尔布津。窦尔敦有礼节的身报身份，送上奉三军主帅之命的劝降书，并与托尔布津进行了激烈地说理斗争。托尔布津虽然被窦尔敦说的理屈词穷，哑口无言，但拒绝接受劝降。依然“．．．．．．负固，出言不逊”。


　　和平解决雅克萨遭到拒绝。６月２４日黎明，清军兵分水陆两路，众炮齐发，开始攻城。在猛烈地攻势下，城垣被毁，俄军损失惨重。在走投无路的形势下，托尔布津于６月２６日率军投降，并给予宽大待遇，决定“愿归者六百余人，并其器物、悉与遣归“。托尔布津为此还感激涕零，稽颡而去”，答应今后不瑞到雅克萨骚扰。清军烧毁雅克萨后撤兵爱辉。


　　沙俄侵略者不甘心失败，当得知清军已撤回爱辉的消息后，立即派托尔布津率６６９人，带５门大炮，于当年８月２７日重新侵占了雅克萨。托尔布津为了便于指挥，在重修雅克萨过程中，在正门还建起一座塔楼，楼上竖立一杠大旗，上端设有楼橹。


　　康熙皇帝得知罗刹北信弃义重返侵占雅克萨后，颇为脑怒，于二十五年（１６８６年）二月下令萨克素速修船舰，统领乌拉、宁古塔官兵速赴爱辉。


　　第二次雅克萨反击战打响以后，托尔布津登楼指挥，执旗打语。战斗进行到第五天，为了使俄军失去指挥能力，窦尔敦随败退的俄军混入城内，直奔支撑楼橹的旗杆跑去，并抡园战斧，手起斧落，只用几下便砍断了旗杆。这时守卫塔楼的几名俄兵才明白过来，一涌而上将窦尔敦围住。窦尔敦临危不惧，发挥武功近战的优势，很快地将几名俄军砍死．．．．．．。


　　窦尔敦流放到黑龙江前，杀富济贫，铲除人间不平，并且把矛头直接指向清政府的最高统治者，成为旧社会农民起义领袖；流放到黑龙江后，为了收复祖国神圣的土地，为了保卫中华民族的尊严，他置生死于不顾，显示了炎黄子孙的英雄本色。因此，窦尔敦不是“大盗”，是位可歌可泣的民族英雄。


　　窦尔敦在第一次雅克萨反击战之后，他和两个儿子来到爱辉附近的火石山定居下来，从此这里起名“窦集屯”。黑龙江将军萨布素为缅怀这位民族英雄，曾在这里为窦尔敦建过祠堂，后人通称“窦尔敦庙”。


　　当今第二七代孙媳肖淑珍回忆老祖上传下来的话；“早年间，一个叫什么将军的人，常在重阳节来拜庙祭奠”。眼下，窦尔敦在爱辉已传宗有二十一代了。虽然窦尔敦庙历经沧桑已不存在，但当年窦尔敦用过的那套明代大青花瓷拚盘（九个一组），仍完好地保存在窦集屯，上面烧有唐代诗人王维的诗句“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它清晰地记载了窦尔敦的丰功伟绩，并同民族英雄窦尔敦的名字一起流世万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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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二十九军大刀队及其刀法——破风八刀


　　在抗日战争中曾令日寇闻风丧胆的西北军大刀片，是顽强、勇敢的中华民族精神的绝佳体现，是中国武术史上的一座丰碑。本文以流传至今的“破锋八刀”为线索，在丰富的史料和文物基础上，结合目前保存在通备武艺体系中的手稿、歌诀和完整技术，深入考证了西北军大刀的来龙去脉。


　　行文之初，首先对“西北军”和“大刀队”这两个人们耳熟能详的名词加以说明。


　　“西北军”是人们对冯玉祥军队的通俗称呼。1925年，冯玉祥任西北边防督办，其所属军队改称西北边防军，这就是“西北军”的由来。1926年9月冯玉祥在五原誓师后，冯系军队才正式被称为西北军。冯玉祥的军队自第十六混成旅时起，历经国民军（1924年）、西北边防军（1925年）、国民军联军（1926年）、国民革命军（1927年）等多次名称变化，1930年中原大战失败，残余部队被改编为吉鸿昌部第二十二军、孙连仲第二十六军和宋哲元二十九军等部，人们仍习惯称之为西北军。


　　西北军大刀队正式名称是手枪队，由于每人身上背着一把大刀，所以社会上又把它叫做“大刀队”。冯玉祥的手枪队组建于1916年，每人配备一把大刀和一支盒子枪。后来的手枪队装备更为精良，“冯的手枪队，是从全军部队中身材比较魁梧、体格比较强壮、手脚比较敏捷者中选拔出来组成的。它的武器，是以短兵器的手枪为主，每人配备七六二自来得手枪1支、子弹200粒，七九（或六五）骑枪1支、子弹100粒，六五勃郎宁小手枪1柄、子弹50粒和4斤重的大砍刀1把。”手枪队的训练特别严格，尤其对体力锻炼、劈刺技术和夜间战斗等项目，要求极严。西北军旅以上的各级司令部，都配署有手枪队。


　　手枪队组建以来，在历次战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18年，冯玉祥在湘西夜袭桃源时，100名精壮的手枪队员，身背大刀，经过一夜冒雨苦战，攻克桃源。在1923年军阀直奉大战“廊坊之战”中，上校参谋马英图受前敌总司令张之江之命，率主要由沧州武术健儿组成的敢死队，持大刀短枪为全军开路，一举攻克天津。为此受到冯玉祥的通令嘉奖。


　　在1933年3月的长城抗战中，西北军系二十九军在赵登禹将军指挥下，浴血奋战喜峰口，歼敌5000余人，是“九？一八”以来中国军队的第一次胜利，大刀队因此名声大震，其威名随着一曲激昂雄壮的《大刀进行曲》而迅速风靡全军、全国，成为中华民族抗暴御侮的光辉典范。


　　不久以后，二十九军的大刀片又一次震慑倭寇：“1937年端午节，即七七事变的前夕，驻华北日军邀二十九军团以上军官在北京怀仁堂‘联欢’，实际上是一场炫耀武士道精神的现代鸿门宴。气焰骄横的日军军官酒中起舞，态度轻狂，恣意挑衅。二十九军38师114旅旅长董升堂和独立26旅旅长李致远，都是长城抗战中令日寇胆寒的名将，二人不甘示弱，先后起身打拳助兴。日军中佐松岛竟拔刀起舞，表演刀法，群倭正襟危坐，凄声沉吟，局面顿时紧张起来。此时，曾在喜峰口大战中率大刀队夜袭日军，杀出大刀队威名的董升堂旅长立刻找来一柄刀刃还带着缺口的大刀，挺刀与松岛对舞。董旅长双手执刀柄，锋刃直指松岛，缓步*近。松岛气沮，只好收刀躬身退场。接着李致远旅长又下去练了一趟西北军的‘破锋八刀’，他刀法精熟，左砍右劈，虎虎生风，又有全场中国军官击节助威，日军虽一个个怒目相向，终不敢轻举妄动。‘联欢’最后在日军无奈的嬉戏中收场。”


　　不久以后，日寇挑起“七？七事变”，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爱国军民奋起抗战，原西北军系各部英勇善战，几乎参与了抗战的每一场恶战，为抗战胜利立下了卓越功勋。在战斗中，大刀队多次发挥着重要作用。曾在军中主持大刀队训练的马凤图，在抗日战争中写下了《白刃战歌》，表达了对前线将士的崇高敬意和坚定的胜利信心：“九一八案未获平，芦沟桥畔敌炮鸣。毁公约，破联盟，侵平京，略沪宁。嗟我将士齐拼命，焦士抗战挫凶锋。海陆空军机械兵，狂奴迷梦久未醒。山地战，势不同，夺彼势，展我能。白刃肉搏打死仗，猛追直捣荡寇冢。”


　　西北军官兵之所以能以大刀术闻名，其原因有这样几个方面：


　　首先，当时武器装备的客观状况，使白刃战仍然是一种不可或缺的战术方式。所以在民国史上，将武术引入军旅的事例并不少见，如马良在山东搞的“技术队”和“新武术”，曹锟在河北搞的“苗刀营”和“铁杆矛营”，孙传芳在江苏搞的“武术营”和何键在湖南搞的“技术大队”等。冯玉祥的西北军装备较差，因此不得不每人配备大刀片，以过硬的单兵素质和精湛的大刀术来弥补装备的不足。


　　其次，西北军的缔造者冯玉祥一贯重视武术，将劈刀、刺枪列为西北军的战术必修科目，而且经常亲自检阅基层军官和士兵的劈刀、刺枪和打拳等训练。。早在1910年，冯玉祥和张之江等人就曾组织反清秘密组织“武学研究会”。1930年7月，在中原大战最紧要的时刻，冯玉祥在郑州集合部分官长讲话时，曾特意拿起一柄大刀说：“我们接近敌人的时候，这刀有用没有用？（答：好用！）比起刺刀来好不好用？（答：好用！）一把大刀，会使的可以敌六七柄刺刀，不会使的连一柄刺刀也不如。有刀而不能用，等于聋子的耳朵，只是个摆设，没有用。……我们有了刀，长官应当切实提倡，一天多练几次，耍得熟熟的，才能得心应手。”在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情况下，冯对大刀寄予厚望，希望在肉搏战中充分发挥大刀对刺刀的优势，因为这的确是西北军的优势。


　　第三，一批优秀的武术家进入西北军，参与军队的白刃战术训练，也是西北军大刀片大显神威的客观原因之一。“1925年，在西北军察哈尔都统署任参议的马凤图，受都统张之江将军之命，在张家口创立白刃战术研究室，并依托该室，成立了‘新武术研究会’，以室主任兼任会长。”研究会中有不少沧州籍武术名家，如马凤图、马英图、王子平、洪立厚、刘鸿庆、王桂林等人。这些武术家集思广益，创编教材，将武术中格杀效果突出的技术用于军事训练，对于提高西北军的战斗水平，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aX第四，在国术氛围浓厚的西北军中，有数量众多的精通武术优秀官兵，是大刀片发挥威力的重要基础。老资格的张之江、张树声、李鸣钟等都是武术爱好者，佟麟阁、张自忠、赵登禹、吉鸿昌，董振堂、冯治安、刘汝明等高级将领，都是武术好手。后来牺牲在抗日战争中的赵登禹将军，精通武术，曾徒手打死一只猛虎，有“打虎将军”的美称。在1925年11月，西北军刘郁芬部进驻兰州，设计擒获兰州地方军阀李长清，就是由团长梁冠英和营长赵登禹擒获的。吉鸿昌将军最擅刀法，号称西北军第一刀。1929年春，吉鸿昌在甘肃天水主持“陇南国术比赛大会”时，就曾亲自下场演练大刀，并以大刀作奖品颁发给比赛优胜者。精通武术的中下级军官数量更多。马凤图的长子马广达，以刀法精纯受到张之江、张自忠、赵登禹等西北军将领的赏识，积功升至营长。1933年长城抗战的喜峰口之役中，率部参加大刀队夜袭日寇，英勇杀敌，身负重伤，后来带伤*练士兵，不幸创伤复发而殉职，被国民政府追认为抗日烈士，曾在北京公祭。


　　西北军大刀具有切合实用的形制特点。


　　一、在形制上，西北军大刀有其独特之处，既不同于明清以来刀身修长近似日本造型的双手长刀，也与汉代以来的环首刀以及宋以来的“手刀”有很大差异。西北军大刀的刀身较宽，刀头前锐后方，近似宋代《武经总要》中的手刀，但刀柄加长，而且似汉环首刀的刀环。所以，西北军大刀是环首刀、手刀、双手长刀等传统刀的综合。


　　二、在使用时，西北军的大刀是双手握持的，这是一个十分显著的特点。西北军大刀的技术来源，是传统的双手长刀法。所以，刀身重、刀柄长的形制特点本身就是为双手运刀所设计的。而在流派众多的传统刀法中，大多是以单手使用的短柄刀为主的，双手刀自明代戚继光、程宗猷以来，流传面一直较窄，仅在少数武艺家传承。所以，抗战时期，虽然也有其他武术家在军队中传授刀法，但由于单手刀术的技术局限，使其威力远逊于西北军的大刀术。


　　三、在重量上，西北军大刀一般在4斤左右。首先，民间存留的抗战大刀实物和西北军军官的回忆录，都证实了大刀重4斤上下。战阵兵器，讲究“快马轻刀”，方能有效杀敌。明代双手长刀重1475克，腰刀为960克，而解放军骑兵所用马刀重1850克，但骑兵用刀，可以借助马飞驰的冲力攻击敌人，所以马刀偏重并不妨碍其杀伤力。由此可见，西北军4斤重的大刀，是既能保证有效地砍杀敌人、又不致于过分消耗官兵体力的合适重量。


　　四、使用这种大刀，显然需要较好的身体素质。事实上，西北军严格的选兵和训练，保证了其官兵健壮的体格，而精悍的手枪队官兵，更是身手不凡。据当年亲眼目睹喜峰口抗战时赵登禹部大刀队的兰玉田老人讲，“这班人体格好，平时没事总在院子里练刀，有时一摸房檐‘嗖’就上去了。村里的人爬老婆山还要歇一歇，他们一直爬到老婆山一点动静也没有，日军一点儿也没觉察，到山上拿大刀把十几个鬼子砍了，把尸体扔到山下，枪和子弹都拿回来了。”厚重的大刀只有在这样训练有素的官兵手中，才能更好地发挥威力。


　　五、有了方便使用的大刀和优秀的官兵，还需要进行长期的严格训练，才能使大刀最终成为战阵制胜的有力武器。在民国将领中，冯玉祥是以善于练兵著称的，西北军每天下午四点半到六点训练劈刀、刺枪和打拳。1925年6月，苏联顾问普里马科夫在北京鹿钟麟的司令部里，有幸看到士兵在*练大刀：“院内，许多身着白上衣的警卫士兵在挥舞大刀，一共作了二十五个劈杀动作，场面非常壮观。约六百名身体非常结实的青年士兵，飞速地舞动着闪闪发光的大刀，时而防卫，时而出击，练兵场上夯实了的土地，由于六百双脚的冲击和跳跃，发出低沉的声响。”这段文字生动地展现了大刀队训练的壮观景象。普里马科夫所见到的，是西北军早期军训教材《劈刀十二法》，练时左右重复一遍，加上收刀势，正好为二十五个势子。之后不久，在西北军第二号人物张之江（1882－1966）的主持下，马凤图、马英图等人编创成简便易学的“破锋八刀”，取代了旧有的刀术教材。1926年初，张之江代替冯玉祥主持西北军全局，这一易学而实用的刀法迅速推广到西北军各部，形成了西北军自成风格的著名大刀。


　　在“破锋八刀”的创编和推广过程中，张之江将军和马凤图等武术家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马凤图（1888－1973）是河北省沧县杨石桥村的回族武术家，1920年携二弟英图和长子广达在河南加入冯玉祥将军的国民军，进入军政生涯。1923年，马凤图与驻防通州的冯部第七混成旅旅长、沧州籍同乡张之江初次相会，言谈甚欢。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推翻直系军阀政府。12月，张之江任察哈尔都统，驻张家口（张垣），邀请马凤图到张垣任都统府参议，“破锋八刀”就是在这之后不久编创而成的。自此以后，马凤图即供职张之江麾下，直到1926年随国民军第二师刘郁芬部入甘。马凤图手稿《致张之江先生回忆录》，详细记载了张、马的交往过程，成为研究西北军“破锋八刀”的珍贵史料。


　　马凤图定居兰州以后，“破锋八刀”即保留在通备武艺体系中，并一直流传至今。马凤图之子、已故武术家马颖达，在其1998年撰写的《我从事武术活动的简历》中，多次提到得自其父马凤图的“破锋八刀”：“四三年春父亲应八战区西北抗日干训团邀请讲演抗日救国，会上给士兵表演武术，父亲表演了破锋八刀，王天鹏表演了双手带，我表演了溜脚式。……（1946年）与刘仁师兄同学大刀、破锋八刀。……（1948年9月）去天水马刨泉黄浦军校骑兵分校表演破锋八刀、翻子拳、八极拳。1949年至1951年：随中国人民解放军一兵团进入新疆。在此期间与当地武术界交往考察，教警卫连劈破锋八刀。”由此可见，“破锋八刀”在当时国、共两party官兵中仍然享有较高的声誉。这些材料清晰地证明了“破锋八刀”的传承脉络。解放后，马颖达先生在保留“破锋八刀”原有技术的前提下，又以八刀为主体，融入了“八步连环进手刀”和“骠姚刀”的部分技术，丰富了原有套路，以适应武术比赛演练之需。目前，“破锋八刀”仍然完整地流传在兰州等地武术家中间。


　　最后，对“破锋八刀”歌诀和技术作一简略介绍，以飨好之者。“破锋刀歌”是马凤图写于西北军中的刀法歌诀，全歌共八句，一句一刀：“迎面大劈破锋刀，掉手横挥使拦腰。顺风势成扫秋叶，横扫千钧敌难逃。跨步挑撩似雷奔，连环提柳下斜削。左右防护凭快取，移步换型突刺刀。”八刀是典型的双手刀法，融会了明代戚继光《辛酉刀法》、程宗猷《单刀法选》和清代吴殳《单刀图说》等古典刀法的技法精华，包括埋头刀、拦腰刀、斜削刀、漫头硬舞等技法，动作简捷精炼，大劈大砍，迅猛剽悍，具有明显的军旅实用特色，与现在以花法为主的表演武术有质的区别。


　　随着抗战烽烟的渐渐消逝，曾经威震敌胆的“破锋八刀”已经鲜为人知，而当今表演套路武术的兴盛，更使这一简洁、剽悍的军用刀术日益湮没在“满片花草，周旋左右”的套子武术中了。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后的今天，回顾历史，以史为鉴，充分挖掘“破锋八刀”这一武术现象的民族精神财富，对于发扬中华武术的文化教育功能，具有十分积极的现实意义。


　　刀诀及注释


　　迎面大劈破锋刀，掉手横挥使拦腰。顺风势成扫秋叶，横扫千钧敌难逃。跨步挑撩似雷奔，连环提柳下斜削。左右防护凭快取，移步换型突刺刀。


　　注释：双手握大片刀，刀尖朝下，当鬼子刺刀刺过来的一瞬间把刀挑起挑开鬼子的刺刀或挑偏鬼子的刺刀这时因为是向上挑起所以刀是在头上的这时就可以顺势劈下一刀就可以解决鬼子劈成两半。配合步法用刀尖左右拨开鬼子刺刀的同时双手握刀突刺。


　　本文中提到的张之江，马凤图，马英图，刘汝明，董振堂，王子平都是沧州人，其中提到的翻子拳八极拳都是沧州本土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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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阎应元，一个小小的典史，按今天的说法，最多不过相当于一个科级的县刑警队长。在那个民族危亡之秋，率义民拒24万清军于城下，孤城碧血81天，使清军铁骑连折3王18将，死75000余人。城破之日，义民无一降者，百姓幸存者仅老幼53口。寂寞的小石湾


　　夏坚勇


　　如果要在明末清初的铁血舞台上推举出几个慷慨赴死的大忠臣，大凡有点历史知识的都能随口说出几个来；但如果要推举的是集忠臣良将于一身的人物，恐怕就不那么容易了，而江阴前任典史阎应元便可以算是一个。偏偏历史对他一直吝啬得很，虽然中华英烈灿若繁星，然而这位小小的典史却一直只能出现在江阴的地方志上。这种遗之青史的不公平，常使我扼腕叹息。


　　一、前些时看到一份资料，说明末抗清英雄阎应元墓在江阴小石湾。


　　我一直认为，如果要在明末清初的铁血舞台上推举出几个慷慨赴死的大忠臣，大凡有点历史知识的都能随口说出几个来；但如果要推举的是集忠臣良将于一身的人物，恐怕就不那么容易了，而江阴前任典史阎应元便可以算是一个。偏偏历史对他一直吝啬得很，虽然中华英烈灿若繁星，然而这位小小的典史却一直只能出现在江阴的地方志上。这种遗之青史的不公平，常使我扼腕叹息。


　　世界上不公平的事太多了，叹息也没用，且到小石湾找阎典史去。


　　小石湾依偎在江阴要塞古炮台下。在这个升平年头，又正值落日黄昏，一切都寂寞在夕阳的余辉里。衰草寒烟中，坟堆倒有不少，而且大多修葺得很讲究，细细找过去，那些“先考”“先妣”皆名讳凿凿，却始终没有发现一块属于“典史阎公”的小石碑。问一位搞文物的老先生，他说，当年阎应元不屈被杀之后，一位乡民把他从死人堆中背出来，偷偷葬在这里，兵荒马乱，又加月黑风高，自然没有留下标记，到底是哪座坟，现在已经搞不清了。


　　我无言，说不清心里是一种什么滋味。


　　二、一个小小的典史，按今天的说法，最多不过相当于一个正科级的县刑警队长。在那个民族危亡之秋，率义民拒24万清军于城下，孤城碧血81天，使清军铁骑连折3王18将，死75000余人。城破之日，义民无一降者，百姓幸存者仅老幼53口。如此石破天惊的壮举，在黯淡的晚明夕照图中，无疑是最富于力度和光彩的一笔。


　　然而，江阴城沸沸扬扬的鲜血和呐喊，在史家笔下却消融得了无痕迹，洋洋大观的《明史》和《清史稿》对此竟不著一字。倒是有一个在江苏巡抚宋荦门下当幕僚的小文人，于清苦寂寥中，推开遵命为主人编选的《诗钞》，洋洋洒洒地写下了一篇《阎典史记》。他叫邵长蘅，江苏武进人氏，武进是江阴的近邻，阎应元率众抗清时，邵长蘅大概10岁，因此，他的记载应该是史笔。


　　“当是时，守土吏或降或走，或闭门旅拒，攻之辄拔；速者功在漏刻，迟不过旬日，自京口以南，一月间下名城大县以百计。”这是邵长蘅为江阴守城战勾勒的一幅相当冷峻亦相当低调的背景图。大局的糜烂，已经到了无可收拾的地步。那种望风而降的景观，恐怕只有借用历史上一个巴蜀女人的两句诗才能形容：


　　十四万人齐解甲，


　　更无一个是男儿。


　　川人嗜辣，诗也辣得呛人，这个女人也是在亡国之后发出如此诅骂的。是的，腐朽的南明小朝廷已经没有一点雄性的阳刚之气了。


　　但史可法呢？这个鼎鼎大名的“忠烈公”，难道还不算奇男子、伟丈夫？


　　我们就来说说这个史忠烈公。


　　就在江阴守城战爆发两个多月前，史可法以大学士领兵部尚书衔督师扬州，与清军铁骑只周旋了数日便土崩瓦解。史可法固然以慷慨尽忠的民族气节而名垂千古，但10万大军何以一触即溃？当史阁部走向刑场时，难道不应该带着几许迷惘、几许愧赧吗？


　　给史可法立传的全祖望比邵长蘅的名气可要大得多，这位在清乾隆年间因文字狱治罪幸而免死的大学者也确实是文章高手。“顺治二年乙酉四月，江都（即扬州）围急，督师史忠烈公知势不可为……”《梅花岭记》一开始，作者就把文势张扬得疾风骤雨一般，让史可法在危如累卵的情势中凛然登场。


　　“势不可为”是客观现实。正如后来“史公墓”前抱柱楹联的上联所述：“时局类残棋杨柳城边悬落日”。当时福王朱由崧昏聩荒*，权奸马士英、阮大铖把持朝政，“文官三只手，武官四只脚”，上上下下都在肆意作践着风雨飘摇的南明江山。骁勇强悍的八旗大军挟带着大漠雄风，一路势如破竹，直*扬州城下，而南明的各镇兵马偏又不听史可法调遣。从军事上讲，孤城扬州很难有所作为。


　　史可法登场了。他的第一个亮相不是在督师行辕里谋划军事，也不是在堞楼城壕边部署战守，而是召集诸将，安排自己的后事。他希望有一个人在最后帮助他完成大节，也就是把他杀死，副将史德威“慨然任之”，史可法当即认其为义子。之后他又上书福王表明自己“与城为殉”的心迹，并当众再三朗读奏章，涕泪满面，部将无不为之动容。最后他遗言母亲与妻子：“吾死，当葬于太祖高皇帝之侧；或其不能，则梅花岭可也。”


　　这就是说，仗还没有打，史可法就先想着怎么死，如何全节。这如果是作为激励将士拼死决战的手段，本也无可非议，中国战争史上诸如破釜沉舟或抬着棺材上阵的先例都是很有光彩的，但史可法给人的只是无可奈何的庄严。兵临城下，将至壕边，他想的更多的不是怎样把仗打好，而是如何完成自己最后的造型。当年隋炀帝在扬州揽镜自叹：“好头颈谁当斫之！”那是末日暴君的悲哀。而史可法是统率10万大军的督师辅臣，不管怎么说，10万人手里拿的并非烧火棍，即便是“势不可为”，也要拼个鱼死网破。说一句大白话：打不过，也要吓他一跳。再说一句大白话：临死也要找个垫背的，杀一个够本，杀两个赚一个。


　　可惜史可法不会说这些粗陋的大白话，他太知书识礼，也太珍惜忠臣烈士的光环，他那种对千秋名节纯理性的憧憬，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对眼前刀兵之争的创造性谋划。可以想象，统帅的悲观情绪将会如何软化这10万大军的脊梁。这支本已惶惶如惊弓之鸟的御林军，无疑将更加沉重地笼罩在一片失败的阴影之中。


　　到了这种地步，战争的结局只是个仪式问题了。


　　仪式或早或迟总要走过场的，接下来是清兵攻城，几乎一蹴而就。史称的所谓“扬州十日”，其实真正的攻守战只有一天。史可法既没有把敌人“吓一跳”，也没有能“临死找个垫背的”，古城扬州的血雨腥风，不是两军惨烈的决斗，而是八旗将士野蛮而潇洒的杀人表演。弄到后来，连史可法本人苦心安排的全节，也得靠敌人来成全。“二十五日，城陷，忠烈拔刀自裁，诸将果争前抱持之，忠烈大呼德威，德威流涕不能执刀”，终于被俘。清豫王多铎劝降不成，冷笑道：“既为忠臣，当杀之，以全其节。”史可法遂死。


　　平心而论，史可法不是军事家，这位崇祯元年的进士，其实只是个文弱的儒生。儒家历来信奉的是“修、齐、治、平”之道，这中间，“修身”是第一位的。史可法个人的品德修养毋庸置疑，一个颇有说服力的例证是，他年过不惑而无子，妻子劝他纳妾，他叹息道：“王事方殷，敢为儿女计乎？”终于不纳。这样洁身自好的君子，在那个时代的士大夫中相当难能可贵。若是太平岁月，让这样的人经营国事自然没有问题，但偏偏他又生逢乱世，要让他去督师征战，这就有点勉为其难了。在浩浩狼烟和刀光血影面前，他那点孱弱的文化人格只能归结于灭寂和苍凉，归结于一场酸楚的祭奠和无可奈何的悲剧性体验。


　　这里，我得说到一桩政治文化史上的轶闻。就在清军兵临扬州城下的几个月前，清摄政王多尔衮曾致书史可法劝降，史可法有一封回信——《复多尔衮书》，写得相当精彩，今天我们捧读时，仍旧会感到那种澎湃涌动的凛然正气。关于这封回信背后的作者，历来有多种传说，但可以想见，当初作者在起草回信时，必定是相当投入的。但这些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封回信，把史可法的文化人格挥洒得淋漓尽致。吟读之余，史可法或许会想到历史上的一些事情，古往今来的不少好文章都是两军决战前“羽檄交驰”的产物。首先是那位叫陈琳的扬州人，他替袁绍起草的《讨曹*檄》使曹*为之出了一身冷汗，久治无效的头风病也因此痊愈。南朝梁文学家丘迟致陈伯之的劝降书写得那样文采瑰丽，把政治诱导和山水人情交融得那样得体，“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谁能相信这样清新明丽的句子会出现在冰冷的劝降书中呢？“初唐四杰”之一的骆宾王更不愧是大才子，他的那篇《讨武氏檄》，连被骂的武则天看了，也拍案叫绝，惊叹不已。这些千古佳话，史可法此刻大概不会不想到，因此，他很看重这篇署名文章。事实上，就凭这一篇《复多尔衮书》，后人就完全有理由认定他是一位文章高手，而忘却他是南明弘光朝的兵部尚书、节制江北四镇的督师辅臣。无论这篇文章是不是史可法的手笔。


　　说史可法很看重这篇文章，还有一个颇有意思的旁证。据说史可法对自己的书法不甚满意，便四处征求书法高手执笔誊写。这时，书法家韩默正好在扬州，便到军门应召。关于韩默其人，我知道得很少，但仅从史可法对他的赏识来看，大概档次也是不低的。韩默笔走龙蛇时，史可法和诸将都在一旁观摩，只见那素笺上气韵飞动，从头到尾一笔不苟，虽微小到一点一画，也不离“二王”的笔法。书毕，史可法赞赏再三，这才令快马送出。


　　今天我们很难猜测史可法站在督师行辕门前的台阶上，目送快马远去时的心态。对国事的惆怅？对明王朝的孤忠？对江北四镇防务的忧虑？实在说不准。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对刚刚发出的这封复书的几许得意。中国的文化人总是把文章的力量夸张到十分了得，似乎一篇檄文就可以让人家退避三舍，最典型的莫过于李白表演的“醉草吓蛮书”，凭半壶水的洋文便震慑住了觊觎唐帝国版图的番邦。《西厢记》的作者王实甫说“笔尖儿敢横扫五千人”，牛皮吹得还不算大。诗圣杜甫就有点豁边了：“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一支舞文弄墨的纤纤之笔，简直有如上帝的魔杖。既然文章有这样无所不能的造化之功，人们便生生世世地重视考究起来，斟酌推敲起来，咬文嚼字起来，好像一字一词的差异，就真能演化出天壤之别的大结局来。北宋末年，开封城陷，宋金议和，赵桓（钦宗）递降表，文中有“上皇负罪以播迁，微臣捐躯而听命”之句，金将粘罕不满意，一定要叫易“负罪”二字为“失德”。讨价还价不得，战败者只好屈从。其实，“负罪”也好，“失德”也罢，都改变不了战场上的事实。不久，赵桓父子全被敌人掳去，算是给用字之争加了一道注脚。


　　还是雄才大略的唐太宗李世民看得清。早几年在山西晋祠发现了他写的一副对联：“文章千古事，社稷一戎衣。”这就说得再明了不过了，文章固然需要，但天下毕竟是打出来的，真正有力量的还是“武器的批判”。不过这副对联是集的杜诗，唐太宗生活在杜甫之前差不多100年，当然不可能出自他的手中。但即使是后人的假冒，也假冒得很得体，太宗皇帝就有这样的强梁霸气。


　　史可法给多尔衮复书大约是弘光乙酉（1645年）秋，半年以后，清兵大举南下，扬州城破。


　　三、 扯远了，还是回到江阴小石湾。


　　江阴和扬州完全是两种格调，两种情韵。这里没有扬州那么多的诗文书画和歌吹人云的绮丽风华。扬州是历史文化的渊薮，是令帝王、文士、妓女们销魂的舞榭歌台。只要是个稍微有头有脸的人到了扬州，便总要弄出点风流韵事来，舍此似乎对不起这里的清风明月。所谓“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其中并没有半点忏悔的意味，十足是一种洋洋自得的炫耀。而江阴只是一座要塞，一片驰马冲杀的战场，战事多了，自然便无暇去吟风弄月。即使像王安石这样的大家站在这里，也只能挤出几句干巴巴的“黄田港口水如天”，这样的句子，应该说是相当蹩脚的。大词人辛弃疾在江阴做过签判，但令人遗憾的是，洋洋大观的《稼轩词》中，却没有一句是与江阴有关的。要看长江，他宁愿跑到京口北固亭去慨叹：“千古兴亡多少事，不尽长江滚滚来”；要排遣胸中块垒，他宁愿登上建康赏心亭“把吴钩看了，栏干拍遍”。你说怪不怪？在文人眼中，江阴显得有点尴尬。这里的码头太小，豪放派往往来不及把这里的喧天激浪梳理成词句，便匆匆解缆离去；婉约派又嫌它兵气太足，冲淡了风月情怀。江南一带从来就有“江阴强盗无锡贼”的说法，这里所谓的“强盗”，是指一种心理品性和地域性格，就正如扬州多的是书肆和船娘一样，江阴多的是炮台和壮汉。这里民风强悍，连方言也“冲”得很，全不像典型的吴侬软语那样奶油气。


　　我们就来看看这个“江阴强盗”阎应元。


　　阎应元是个粗人，他没有获取科举功名，在那个时代，这就意味着在官场上很难有所作为。严格地说，他担任的那个典史算不上官，只能称为“吏”。在此之前，他还担任过京仓大使，这是个管理仓库的小吏。管理仓库至少需要两方面的素质：一要有武艺，施保卫之责；二要有协调统筹能力。我们在以后的江阴守城战中将会看到，阎应元如何把这两种素质发挥得淋漓尽致。


　　顺治二年（1645年）七月初九夜间，阎应元在潇潇细雨中悄然进入江阴东门，直奔孔庙大成殿后面的明伦堂，主持守城军务。从这个时刻开始，他就把自己和全城6万多人一起放到了一座巨大的悲剧祭坛上，他们将用自己喷涌的热血和强悍的生命去祭奠那生生不息、怆然伟岸的民族精神。


　　江阴战事之初，阎应元已经离任，与老母一起避居在江阴城外的砂山脚下。他是在战事开始一段时间以后，应义民之邀入城的。据说，在从砂山赴江阴途中，他曾题诗于东门七里庙之壁，情辞慷慨，有易水悲音。300多年以后，一个文化人发思古之幽情，沿着当初阎应元入城的路线从砂山出发，一路寻寻觅觅，力图找到当年那座七里庙的遗迹，却一无所获。他终于领悟到，自己的举动实在无异于刻舟求剑，所谓寺壁题诗很可能是后人的假托或杜撰。阎应元一介武夫，有没有那种寄志抒怀的雅兴，很值得怀疑。况且当时军情火急，城外到处是清军营寨，即便有雅兴也未必能尽情挥洒。中国人历来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文化崇拜，他们心目中的英雄多少总应该有点儒将风度，起码也要能“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最高典范自然是那个在灯下披着战袍读《春秋》的关云长。因此，即使是目不识丁的村夫丘八，一旦留之青史，后人总要给他凑上几句打油诗，以显出几分文采风流的人格气韵。你看我们的阎典史从容地辗转于敌营之中，还能在寺壁上题上几句豪言壮语，实在够潇洒的了。但问题是，阎应元恐怕没有那样的情致，此刻，他根本没功夫去憧憬青史留名之类，而只会想着如何提着脑袋去冲杀。因此，只能辜负七里庙的那堵墙壁和后人为他附会的那几句绝妙好词了。


　　今天我们读着《阎典史记》时，不得不惊叹阎应元那卓越的军事天才，可惜历史只给他提供了这么一块小小的舞台。任何英雄都离不开造就自己的那块舞台，如果没有奥茨特里斯那个惊心动魄的夜晚，拿破仑最终可能只是法兰西历史上一个黯然无光的过客。同时，多少天才都由于没有自己的舞台而默默无闻，被深深湮没在风干的青史之中。历史学家从来就是一群浅薄而势利的观众，他们喜欢看热闹，他们的目光只盯着舞台上线条粗犷的动作，而对所有的潜台词不屑一顾。是的，阎应元脚下的这块舞台太蹩窄了，“螺丝壳里做道场”，连闪展腾挪的余地也没有。弹丸之地的江阴城，一场力量悬殊、根本无法打赢的战争，悲剧性的结局是无可逆转的。但有时候结局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走向结局的过程。阎应元的天才就在于他把自己仅有的一点力量恣肆张扬地发挥到了极致，多少抗争和呐喊，多少谋略和鲜血，多少英雄泪和儿女情，把走向结局的每一步都演绎得奇诡辉煌，令人心旌摇动而又觉不可思议。这样，当最后的结局降临时，轰然坍塌的只是断垣残壁的江阴城楼，而傲然立起的则是一尊悲剧英雄的雕像。


　　作为有清一代著名的诗人和史学家，赵翼是一个相当苛刻的人，有时甚至相当狂妄。他对大名鼎鼎的李白、杜甫也不以为然：“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口气中大有取而代之的意思。但他站在阎应元的画像面前却不得不肃然起敬，他的那首《题阎典史祠》，把阎应元放在那个时代的大背景中，和明末的诸多忠臣义士、叛官降将进行对比，发出了“何哉节烈奇男子，乃出区区一典史”的慨叹，应该说是很有见地的。一场本来是一边倒的战争，却悲壮惨烈地进行了81天，孤城困守，6万义民面对24万清兵，并且让对方付出了75000余人的代价，这在中外战争史上可以算得上一个奇迹。三十六计中能用上的计谋，差不多都用上了：诈降、偷营、火攻、钉炮眼、草人借箭、装神弄鬼、小股出击、登陴楚歌……无所不用其极，无不闪烁着创造性的光芒。最壮烈的莫过于派白发耆老出城假投降，把火药暗藏在放银子的木桶底层，等清军升帐纳降时，火发炮裂，当场炸死清军3000余人，其中有亲王一人、大将两人，清军为之三军挂孝。与此同时，江阴城头也响起了悲怆的炮声，那是在为慷慨赴死的乡贤耆老们志哀……


　　至此，我们也许会生出这样的设想：如果让阎应元站在扬州的城堞上……


　　可惜历史是不能假设的。


　　赵翼的诗中还有这样两句：“明季虽多殉节臣，乙酉之变殊少人。”按理说“扬州十日”当是“乙酉之变”中最重大的事件，有壮烈殉国的大忠臣史可法在那儿，这“殊少人”就有点令人费解了。赵翼在对阎应元由衷赞赏的同时，有没有对史可法不以为然的意思呢？


　　这就很难说了。


　　四、同是与城共殉的南明英烈，史可法死后封忠烈公，名垂青史，扬州广储门外的梅花岭更是成了后代仁人志士朝觐的圣坛；而阎应元的光芒却要黯淡得多。这种死后哀荣的差距，是很值得我们深思的。


　　其实也无需深思，归根结底，恐怕还是两人生前的地位使然。史可法是南明弘光朝的兵部尚书，而阎应元只是一个小小的典史。山河破碎，民族危亡，大人物能以气节自许，便相当难能可贵；而小人物则合当提着脑袋去冲杀。阎应元站在江阴城头上回答清将刘良佐的劝降时，有一句地道的大白话：“自古有降将军，无降典史。”阎应元是个粗人，他不会故作惊人之语，但这句大白话却石破天惊地撩开了历史的面纱：太平盛世，天下是达官贵人的天下；可到了国将不国的时候，天下便成老百姓的了。达官贵人一般都放达得很，他们有奶便是娘，人家打过来了，大不了弯一弯膝盖，换一副顶戴，仍旧堂而皇之地做他的官。而老百姓却没有这样放达，他们认死理，脑袋可以不要，但膝盖是不能弯的。我们这位阎典史就特别珍重自己的膝盖，他在城破被俘之后，在清军贝勒面前硬是挺立不跪，被活生生地用枪刺穿胫骨，于是“血涌沸而仆”，身子是倒下了，膝盖终究没有弯。有人说阎应元是下里巴人，虽然打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大仗，却没有自己的纲领之类，那么他站在城头上讲的这两句大白话算不算纲领呢？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足以胜过一打纲领，就是和史可法文采瑰丽的《复多尔衮书》相比，恐怕也不会逊色的。


　　但阎应元毕竟略输文采，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本身固有的光芒。因为历代的史书都是文人写的，胳膊肘朝里拐，他们对那些富于文化气质的志士贞臣当会有更多的欣赏。事实上，在那些宁死不折的明末遗民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江南的文化人，他们*着并不刚健的吴侬软语为反清复明奔走呼号，以彬彬弱质支撑着异常坚挺的文化人格。在朱明王朝那一段不绝如缕、凄怨悠长的尾声中，最具光彩的不是赳赳武夫，而是一群柔弱的文化人，这实在是一幕很有意思的历史现象。这中间，张煌言算得上是一个颇有影响的人物，但他除去和郑成功合师入江，在南京附近热闹了一阵以外，此后便再没有什么大的作为，只是跟着鲁王朱以海凄凄惶惶地东躲西藏，后来被清军俘获。可他是个文人，会作诗，字也写得相当不错，即使在狱中，也“翰墨酬接无虚日”。临刑前，他留下绝命诗两首，并举目望吴山，长叹道：“好山色！”就这样文绉绉的一句慨叹，便托起了一个中国文人的归结性造型。是啊，吴山媚好，黛色空潆，这无疑是诗的境界，自己这些年为国事奔波，何曾好好看过眼前这景致？如今忠义已经尽了，身后的名节也是不成问题的，作为一介文士，最后能在这样的山光水色之间找到归属，也就无憾无怨了。于是张煌言整一整衣袂，飘然前行，他似乎并不是走向断头台，而是走入了如诗如梦的江南烟水，融入了中国文化的总体气韵之中。这样的造型，难怪后世的文人学子们要传为佳话了。反观阎应元，同是慷慨就义，只大呼：“速杀我！”痛快则痛快矣，但在那些握着史笔的文人眼里，终究显得粗鲁，所见到的只是一片鲜血淋漓的悲壮，因而从人格气韵上讲，也就浅显得多了。


　　志士贞臣而又富于文化气质，这种人格气韵往往为后人提供了偌大的想象空间。张煌言就义后，葬在西子湖畔的南屏山下，与岳坟和于忠肃公墓（明代名臣于谦之墓）相去不远。“赖有岳于双少保，人间始觉重西湖”，连西湖也得借重于忠臣义士。如今张煌言也来了，后人也就把三墓并称，对张煌言来说，这是相当高的荣耀了。人们的想象也就到此为止，接下来又轮到史可法。史可法就义后，尸体一直没有找到，扬州梅花岭上只是一座衣冠冢，这就为后人留下了想象的空间。因史可法众望所归，具有相当大的号召力，以致后来若干年内，关于“史可法未死”的传说和冒充史可法之名起兵抗清的事便一直连绵不断。闹到后来，“死诸葛吓走生仲达”，连清政府也跟着疑神疑鬼，搞不清真假了。于是便有了洪承畴和被俘的吴中义军首领孙兆奎的一段对话。洪承畴是明末第一号大汉奸，他在松山（今辽宁凌海市西南）被俘降清，但崇祯皇帝起初听信传闻，以为他死了，曾下诏为他在正阳门建“昭忠祠”。这一段对话实在令人拍案叫绝。


　　洪问孙：“你从军中来，知不知道在扬州守城的史可法是真的死了，还是活着？”


　　孙反问洪：“你从北地来，知不知道在松山殉难的洪承畴是真的死了，还是活着？”


　　洪承畴狼狈不堪，急忙下令把孙兆奎杀了。


　　史可法不简单，人虽然死了，但他的人格力量仍然令敌人胆战心惊。


　　此后不久，洪承畴又遇上了被俘的一代名儒黄道周，但这次他连开口对话的机会也不曾有，便狼狈而返。


　　福建漳州黄道周石斋（黄道周号石斋）先生，以隆武朝武英殿大学士入江西募兵抗清，被执于婺源（今江西婺源），后来又押解南京。当时洪承畴任清廷“招讨南方总督军务大学士”，也驻节南京。因为黄道周的名声很大，道德文章冠于一时，洪承畴想亲自到狱中劝降，庶几可列青史之榜。黄道周闻讯，自然不会给他机会，便手书楹联一副于囚室门枋上，联云：


　　史笔流芳，虽未成名终可法；


　　洪恩浩荡，不能报国反成仇。


　　这位石斋先生不愧是国学大师，联语用谐音、嵌字的方法，暗寓“史可法忠”“洪承畴反”的意思，看似信手拈来，实则妙不可言。洪承畴见了，羞愧得无地自容，哪里还有脸面劝降？随即下令将黄道周处决。黄道周遥拜明孝陵（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及皇后马氏的陵寝），然后端坐在红毡上，神色自若。一弟子请他给家里留下遗言，他撕开衣襟一幅，将右手食指咬破，滴血书联云：“纲常千古；节义千秋。”


　　黄道周用血写下的这个“纲常”和“节义”，便是中国儒家文化中最为神圣的两块基石，之所以有那么多的文化人对反清复明矢志不移，其源盖出于此。要说这些人受了朱明王朝多少恩泽，实在是没有根据，在此之前，他们大多“处江湖之远”，郁郁不得志。相反，倒是那些旧王朝的既得利益者，屁股转得比谁都快。因此，这些文人祭奠的实际上不仅仅是一个张三或李四的王朝，而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文化。并且江南一向是文化人成堆的地方，当此旧王朝覆亡之际，江南的文化人自然成了送葬队伍中最为痛心疾首的一群。当时名满天下的一些学界巨子，几乎无一例外地加入了这个行列，黄宗羲、顾炎武、刘宗周，当然还有我们刚才说到的黄道周。只要大略看一眼这串在中国文化史上熠熠生辉的名字，吊死在煤山的朱由检也应该感到欣慰了。


　　新王朝的统治者起初只顾忙于杀伐征战，对这群不要命的文化人很有点不以为然，“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几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怕他作甚？但等到天下初定，甲胄在身的武士们或归顺或败亡以后，他们才意识到，并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能靠骑在马上解决的，文人自有文人的厉害，“莫谓书生空议论，头颅抛处血斑斑”。杀几个文人固然不费劲，但问题是总杀不干净，你这边刀上的血还没有揩去，他那边又把脖子迎上来了。再一细看，原来他们手中虽没有吴钩越剑，却握着“批判的武器”，这武器就是巍巍荡荡的汉文化。


　　事情于是发生了变化，起初是南明的武士们在清军铁骑面前顶礼膜拜，现在却轮到新王朝的统治者在氤氲缠绵、博大精深的汉文化面前诚惶诚恐了。这中间一个最明显的信号是：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清圣祖玄烨带领文武大臣来到南京的明孝陵前，当今皇上的一切显赫和威仪都免了，一行人在陵前规规矩矩地下了马，不走正门不走中道，却从旁门步行，一路上行三跪九叩首礼节，到了宝城前，则行三献大礼。礼毕，康熙又亲书“治隆唐宋”碑文，令江宁织造郎中曹寅刻石制碑，立于陵殿大门正中。对朱元璋的评价在唐宗宋祖之上，这不是一般的抬举了。当雄才伟略的康熙大帝在朱元璋面前躬身拜倒时，那身影所投射的，显然不仅仅是对一位前朝君王的礼节性尊重，而是传递了一种信息：以“外夷”入主中原的清王朝对汉文化同样是很推崇的。


　　康熙谒陵完毕，又继续南巡去了，接下来的工作让曹雪芹的祖父曹寅来做。曹寅不仅是负责将皇上的御笔刻石制碑，在长达数十年的江宁织造任上，他实际上负起了对江南知识分子进行统战的责任。从他给康熙的那些连篇累牍的奏折中就可以看到，康熙想了解的是何等详尽，有些看来不应该出现于奏折中的琐碎小事，诸如风俗人情、街谈巷议、三教九流、诗酒趣闻之类，曹寅也都包包扎扎，用快马送往京城，那里面的口气，竟有如君臣就着一壶清茗拉家常一样。曹寅这样做，自然是得到康熙授意和鼓励的。康熙喜欢看这些花边新闻，大概不会是为了解闷儿，他是要把江南文人的一举一动都掌握无遗。同时也不可否认，当今皇上在津津有味地批阅从江宁府送来的奏章时，那种对汉文化难以抑止的热情也流露得相当充分。


　　大约就在这个时期，清廷昭令表彰前明忠义，也就是说，对当年那些提着脑袋和他们拼死作对的人予以褒扬。应当承认，这种气度还是很难得的。于是，小小的阎典史才得以“跟哥哥进城”，在江阴的“忠义祠”里占了一席之位。此后，江苏学政姚文田又手书“忠义之邦”四个大字，刻嵌于江阴南门城楼之上，算是给了阎应元和江阴守城战一个“说法”。


　　五、但小石湾依然寂寞。


　　又有三两游人从那边过来了，或从容悠闲，或行色匆匆，夕阳下的身影拖得很长，惊起一群不知名的水鸟，凄惶逸去，那呼叫使得天地间平添几分苍凉的余韵。几年前，小石湾的江滩上出土了几尊清代道光年间的大炮，到黄山炮台的游客往往在归途中要拢过来看看，人们摩挲着古炮上铁锈斑斑的铭文，望大江，思荣辱，发出由衷的感慨。他们当然不会想到，就在自己脚下的某个地方，民族英雄阎应元正孤独地安息着。


　　我唯有无言，说不清心里是一种什么滋味。“烟波江上使人愁”，此情此景，难道是一个愁字所能了结？


　　又想起一桩不相干的事：不久前，有一位学者考证出，盛宣怀的墓可能在江阴马镇，一时上下都很振奋。因为谁都知道盛宣怀是武进人氏，与江阴原不沾边，若果真那把老骨头最后埋在江阴，就差不多算得上是半个江阴人了。盛宣怀是何等人物！他是李鸿章的经济总管，是旧中国的三井、三菱式人物，在今天这个经理厂长脚碰脚的年头，一个地区若能和这样的经济巨擘（即使是一堆腐骨）攀上点关系，“名人效应”自然是不用说的。于是，文化搭台，经济唱戏，论证会接着研讨会，忙得不亦乐乎。


　　当然，接着还要修墓。


　　我真想大喊一声：阎应元的墓在江阴小石湾，这已经用不着你们论证研讨了。


　　江风大了，回去吧。


　　回来后，写成了这篇小小的文章。


　　但文章写完后，偶尔翻阅清代大学者俞曲园的《春在堂随笔》，见其中有这样一段记载：


　　史阁部复摄政睿亲王书，乃乐平王纲字乾维者代笔，见南昌彭士望《耻躬堂集》。余惟忠正此书，海内争传，然莫知其为王君笔也，故特表而出之。


　　文中的“摄政睿亲王”即多尔衮，而这位春在堂主人即一代红学大师俞平伯的曾祖父。


　　作为野史，这中间的真实性是大可怀疑的，但我却希望它是真的，我宁愿史可法不是一个文章高手，而是站在扬州城楼上苦心孤诣的督师辅臣。诚如是，则我在上文中的有些说法就无法立足了。


　　我真诚地希望春在堂主人的记载是千秋史笔。　


       作品相关介绍   中华海洋史远在12000年之前


　　中华民族的海洋史悠久灿烂，中华民族绝不是一个陆地民族：炎帝族（精卫填海证明）是个海洋民族；炎帝臣子共工“以水乘木与祝融战”；败而怒头触不周山，天倾西北，地陷东南•（12000年前“第三次灾难”也是与事实吻合的。远在12000年以前，由于原因不明的天气突变，第三冰河期的冰川突然融化（据考察，第三冰河期融化初期的海水水位要比现在的水位低200米），使得全球的水位骤然上升，淹没了大西洋、地中海、加勒比海与其他地区的陆地与岛屿，形成了海峡。后来，加上海底火山爆发，使部分陆地下沉，因而形成了世界性的特大洪水。这次洪水导致了各种各样与之有关的传说的产生，其中有许多传奇人物是众所周知的。例如：《圣经》中乘坐方舟的诺亚：印度史诗《玛哈帕腊达》中逃脱洪水灭顶之灾的佩斯巴斯巴达：哥伦比亚神话中在地球上挖洞才免遭被淹死的波希加：中国传说中治水的大禹……


　　还有，白令陆桥也是在1万两千年前沉没资料：专家证实广东12000年前已种水稻


　　1999年12月13日16：35广州日报


　　本报英德讯（记者洪宾通讯员黄振生）"英德牛栏洞出土的水稻硅质体，将广东乃至全中国的水稻种植推至12000年前！"前日，在英德召开的"中石器及有关问题"的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美国、日本、越南、泰国、斯洛文尼亚等国家和中国北京、上海、广东及香港等地的名专家学者嘉宾共200多人在探讨中石器文化有关问题时，又一次对这一重大发现表现出极大的关注和争议。他们认为，这一发现是史前文化研究的一大盛事。


　　最近，特别是今年以来，当地考古人员在英德牛栏洞出土了人工栽培水稻的硅质体，经测定：早在12000年前英德原始先民已开始种植水稻。这一发现将中国稻作历史推至12000年前，这一发现近期在全国乃至世界都引起极大轰动。


　　据记者实地了解，牛栏洞遗址位于英德市云岭镇东南隅的狮石山南麓。狮石山是一座石灰岩孤峰，相对高度约100米，周围是石灰岩地区的蚀余丘陵山地，牛栏洞因当地农民在洞内"圈牛"而得名；洞平面略呈曲尺形，洞口向东南，总面积约400平方米。


　　1996年，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和英德市文化局、市志办、博物馆等单位联合对牛栏洞遗址进行试掘，出土了一批打制石器，少量磨制石器和陶片以及大量的动物骨骼，确认是一处具有重要意义的距今一万年前的洞穴遗址。1998年7、8月间，牛栏洞遗址进行正式发掘，出土文物共计1000多件，其中绝大多数是石制品和少量的骨、牙、角、蚌制品和陶器，真是"满洞珍品"。


　　在牛栏洞遗址第二、第三期文化堆积层中发现的非籼非粳水稻硅质体，可把中国稻作历史推至12000年以前，有关人员认为，在中国乃至世界农业考古史上，以后将为英德写下重重一页了！


　　后来的春秋五霸之三的齐，吴，越是海洋民族秦有徐福东渡汉末有卫温诸葛直远征隋唐有虬髯客海外称王宋瓷遍布全球明有郑和下西洋可我们的海洋史呢，我们的海洋文明呢，海洋英雄呢？


　　我们中华文明海洋史光辉灿烂，是最早开发南北美洲的民族，南美最大的湖泊的的喀喀湖，其实就是汉语弟弟哥哥湖，现在湖边的人民还在流传弟兄俩的故事，许多历史遗迹都证明是中华文明先到的美洲，是美洲人发现了哥伦布，而不是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


　　我们中华远洋舰队带着弓箭马队出航远征的时候，所谓别的海洋文明还在架独木舟扔标枪呢？哥伦布、麦哲伦等探险家不过是有幸得到我们中华流传过去的一张或几张海图，凭什么让我们去膜拜他们？


　　我们中国的航海家们长期是日本等国的文化科技传播使者，现在的泰国、文莱皇室都确凿无误的是中华血统，可是我们辉煌灿烂的海洋史缺失了：虬髯客（风尘三侠的大哥李靖红拂女的大哥）是哪个？郑信（泰国的开国国王）是谁？


　　……………………大家一起来寻找我们的海洋文明吧！


　　“中国人被称为不善于航海的民族，那是大错特错了。他们在航海技术上的发明随处可见。”---李约瑟（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史的著名专家，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


　　“如果没有从中国引进船尾舵、指南针、多重桅杆等待改进航海和导航的技术，欧洲绝不会有导致地理大发现的航行。”---坦普尔


　　“欲国家富强，不可置海洋于不顾。财富取之海洋，危险亦来自海上。”---郑和


　　7000年前的木桨，出土于太平洋西岸的浙江河姆渡，证明中国也是海洋文化的发祥地。在夏威夷岛及朝鲜日本等地，分别发现了大汶口及龙山文化遗迹，透露了最早的先民们等乘坐木筏漂洋经过；公元前4世纪楚威王灭越后，一些吴越人航进印度洋；公元前2世纪，汉武帝开辟了横跨印度洋的“海上丝绸之路”--从此，丝绸。瓷器将中国同西方联系到了一起。中国航海历史的特点是：先是民族迁徙，其后才是海外贸易。


　　中国有着“世界上最多的船舶图样”，形成自成体系的“中国帆船”（Junk），这一名称，作为专有名词，被载入英、法、葡、西、荷、德、意等航海国家的文献字典中。


　　船用指南针、平衡舵、水密舱、车轮船等造船和航海技术，还有十多种技术传到了西方，促进了人类航海事业的发展。正如专门从事中国科技史研究的英国人李约瑟所说，在“文艺复兴”时期，“西方商人和传教士在中国的内陆河道上所见到的航船，数量之多使人咋舌，而中国的海上舰队，在1100--1450年之间，肯定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在船舶推进方面，中国的船艺领先于欧洲1000年以上。”


　　古代中国，以船舶为主体的海洋文化，为人类航海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我们中华文明海洋史光辉灿烂，是最早开发南北美洲的民族，南美最大的湖泊的的喀喀湖，其实就是汉语弟弟哥哥湖，现在湖边的人民还在流传弟兄俩的故事，许多历史遗迹都证明是中华文明先到的美洲，是美洲人发现了哥伦布，而不是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


　　我们中华远洋舰队带着弓箭马队出航远征的时候，所谓别的海洋文明还在架独木舟扔标枪呢？哥伦布、麦哲伦等探险家不过是有幸得到我们中华流传过去的一张或几张海图，凭什么让我们去膜拜他们？


　　我们中国的航海家们长期是日本等国的文化科技传播使者，现在的泰国、文莱皇室都确凿无误的是中华血统，可是我们辉煌灿烂的海洋史缺失了：郑信（泰国的开国国王）是谁？虬髯客（风尘三侠的大哥李靖红拂女的大哥）是哪个？现在德州市的菲律宾苏禄王墓里的主人与我们有什么血缘关系？的的喀喀湖（LakeTiticaca）——世界上海拔最高的淡水湖（3821米）


　　地理位置


　　的的喀喀湖是南美洲地势最高、面积最大的淡水湖，也是世界最高的大淡水湖之一。它位于玻利维亚和秘鲁两国交界的科亚奥高原上，被称为“高原明珠”。


　　命名来源湖上的浮岛的的喀喀湖的名称来源与当地的印第安人语言，可能是“美洲豹的山崖”或者是“酋长的山崖”的意思。


　　地理概述


　　的的喀喀湖是南美洲地势最高、面积最大的淡水湖.位于秘鲁和玻利维亚交界的安第斯山脉的普纳高原北部，湖面达海拔3821米，也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大船可通航的湖泊。湖水面积大约为8300平方公里，平均水深140-180米，最深处达280米。平均水温13℃。湖中有日岛、月岛等51个岛屿，大部分有人居住，最大的岛屿的的喀喀岛有印加时代的神庙遗址在印加时代被视为圣地，至今仍保存有昔日的寺庙、宫殿残迹。的的喀喀湖区域是印第安人培植马铃薯的原产地。周围群山环绕，峰顶常年积雪，湖光山色，风景十分秀丽，为旅游地。


　　有25条河流流入的的喀喀湖，只有一条德萨瓜德罗河从湖中流出到另一内陆咸水湖波波湖，只带走入湖水量的5%，其余水分主要由大量蒸发消耗，但的的喀喀湖仍然保持是一个低含盐度的淡水湖，主要盐分被德萨瓜德罗河带走。


　　湖盆由西北向东南延伸达193公里，湖面最宽达80公里，东南部有一伸入湖面的半岛，将湖水分为两部分，通过蒂其纳峡口连接，西北部较大的部分玻利维亚人称为丘奎托湖，秘鲁人称为大湖；东南部较小的部分玻利维亚人称为维尼亚马卡湖，秘鲁人称为毕克诺湖，湖水从小湖流入德萨瓜德罗河流出注入波波湖。从西岸秘鲁的普诺到南岸玻利维亚的瓜基之间有定期的班轮航运来往。瓜基到玻利维亚首都拉巴斯之间有铁路，普诺到太平洋沿岸之间也有铁路，是玻利维亚出海的重要通路。


　　的的喀喀湖形成于古地质时期的第三纪，在强烈的地壳运动中，随着科迪勒拉山系隆起及巨大的构造断裂，在东科迪勒拉山脉和西科迪勒拉山脉之间，形成了一条西北--东南走向的构造盆地。的的喀喀湖就位于该构造中。经过第四纪冰川作用，湖区更加绚丽多姿。湖水源于安第斯山脉的积雪融水。有25条河流注入湖中，最大的一条是自西北注入的拉米斯河，约提供湖水补给总量的五分之二。烈日和燥风使湖水蒸发量极大，经德萨瓜德罗河排出的湖水量只相当于入湖水量的百分之五。湖内有41个岛屿，著名的有太阳岛和月亮岛。岛上有印第安人的古迹。印第安人一向把的的喀喀湖奉为“圣湖”。


　　自然环境


　　的的喀喀湖海拔3812米，面积有8330平方公里，水深平均100米，最深处可达256米。湖水呈淡绿色，清澈见底。湖泊的3/5在玻利维亚境内，2/5在秘鲁境内。的的喀喀湖是一个内陆湖，但不同于世界上许多高山、高原上的咸水湖，而是一个淡水湖。它海拔高而不冻，处于内陆而不咸。这是因为湖的四周雪峰环抱，湖水不断得到高山冰雪融水的补充，故而湖水不咸；又因为湖泊地处安第斯山的屏蔽之中，高大的安第斯山脉阻挡了冷气流的侵袭，湖水故而终年不冻。湖岸蜿蜒曲折，形成许多半岛和港湾，湖畔水草丰美，湖中鱼虾众多。


　　的的喀喀湖是南美洲印第安人文化的发源地之一，印第安人称之为“圣湖”。湖中有41个岛屿，其中，位于玻利维亚境内的太阳岛、月亮岛点缀湖中，两岛的岩石呈棕、紫二色，湖光岛色，交相辉映，格外美丽。两岛上有丰富的印第安人遗迹。月亮岛上有公元前的古城遗址、精美壮观的宫殿、庙宇、金字塔及其它石头建筑物。在秘鲁境内的埃斯特维斯岛上有新建的一座旅游者饭店，在此可观赏湖光山色，颇有乐趣。湖中还有许多浮动小岛，这些小岛是用当地的香蒲草和芦苇捆扎而成的。香蒲草堆铺在一起，浮力很大，上面盖起简陋小屋，可以住上几户人家。当地的印第安乌罗族就居住在这种浮动小岛上，以捕鱼为生。他们的主要交通工具是一种用香蒲草捆扎起来名叫“淘淘拉”的小船，约有2米多长，可载4～5个人，在湖中游弋。因此，到的的喀喀湖观察了解乌罗人的生活，又是别有一番风味的旅游生活。


　　富鱼产和飞禽。湖中盛产鳟鱼和体长达30厘米的巨蛙，由于漤捕过度，目前秘鲁和玻利维亚政府都已经制订禁止滥捕鳟鱼的法令。湖边盛产高大的芦苇，当地印第安人用芦苇编制一种芦苇船叫“淘淘拉”（如图所示），只能使用一年左右时间就逐渐被水浸透而放弃。湖面上还有由印第安人用芦苇编织的一种浮岛，人们在浮岛上常年生活，打渔，甚至可以在上面种植蔬菜。目前这种芦苇船和浮岛都成为吸引旅游者的好观光景点。


　　周边地区


　　的的喀喀湖周围环有许多城镇，城镇中都有古印第安文化遗址，最著名的为蒂亚瓦纳科文化遗址。湖岸的印第安人从远古起使用鸟粪肥种植玉米、土豆等农作物。他们在雕刻、建筑、冶金、制陶方面都达到很高水平。的的喀喀湖终年通航，是连接秘鲁、玻利维亚两国的交通要道。


　　蒂亚瓦拉科文化遗址位于的的喀喀湖东南21公里处，海拔约4000米。在那里可以看到许多巨大的石像和石柱，其中最著名的古迹是雨神“维提科恰”的石塑像。这里还有闻名于世的“太阳门”。它是用整块巨大的石块做的门，门上有被太阳光线围着的人形浅浮雕。紧挨着“太阳门”，有座奇特的建筑，是用石头砌成的长方形台面，长118米，宽112米，印第安克丘亚语称之为“卡拉萨塞亚”。据考古学家分析，可能是古代印加帝国祭祀太阳神的祭坛。这里是的的喀喀湖区艺术的荟萃。


　　---------------------的的喀喀湖面积有8330平方公里，海拔3812米，水深平均100米，最深处可达256米。是南美洲海拔最高、面积最大的淡水湖，也是世界海拔2000米以上面积最大的淡水湖。它位于玻利维亚和秘鲁两国交界的科亚奥高原上，其中2/5在秘鲁境内，被称为“高原明珠”。的的喀喀湖是南美洲印第安人文化的发源地之一。印第安人称之为圣湖。传说中，水神的女儿伊卡卡爱上青年水手蒂托，水神发现后大怒，将蒂托淹死。蒂托死后化为山丘，伊卡卡则变成浩瀚的泪湖，印第安人将他俩的名字结合一起称为“的的喀喀”湖。阿依马拉族（Aymara）也认为，他们世代崇拜的创造太阳和天空星辰的神祗也来自湖底。


　　然而，上述这些还不足以让的的喀喀湖成为南美洲最梦幻的旅游目的地之一。的的喀喀湖真正魅力在于它独特的自然人文资源。海拔3800米以上才有的清冽稀薄的空气，更接近太阳本色的阳光，比天空更湛蓝的湖水。在这里，殖民文化和印第安文化被奇妙地融合了，形成了该地区特有的地域文化。当地人至今仍使用印第安语言，保持印第安生活传统，却个个都是虔诚的天主教徒。


　　乌鲁斯人（Uros）的漂流岛是的的喀喀湖上最受欢迎的旅游项目。乌鲁斯人是印第安阿依马拉族的一支。作为一个小部落，他们为了避开印加等帝国的侵略而逃到了湖中。他们择“芦”而居，吃芦笋，用芦苇根造出巨大的浮岛，在岛上用芦苇造房子，造船，造一切生活必需品。他们知足常乐，在漂流岛不大一方天地里，世世代代生活下去，将用苇草制物的手艺口口相授。今天，仍有数百人居住在这些漂流岛上。最大一个的漂流岛上还有学校，邮局和商店。


　　湖心的小岛塔丘勒（ISLATAQUILE）风景绝佳，靛蓝的湖水，天际翻滚的白云，疏密有致的作物，简朴的石拱门，竟和西西里有几分神似。岛上的居民全部是盖丘亚（Quechua）族人。塔丘勒人痴迷绒线编制，岛上随处可见正在织绒线的塔丘勒人，而且不论男女。塔丘勒的男人们都骄傲地戴着自己织的长绒线帽。帽子是有讲究的：如果帽子是全红的，那么就表示他已经结婚了，如果帽子是红白二色的，那么就表示他还是单身。不同的花色代表不同的身份地位。和大陆上的印第安妇女不同，塔丘勒的女人们从不戴帽子，她们喜欢用一块大大的披巾来遮盖阳光。宽大的披巾，蓬松的百摺裙，行走在如诗如画的小岛上，塔丘勒的女人有种绝世的美，美得让人心碎。


　　当黑格尔提出海洋文化概念的时候，在他看来，海洋文化是使西欧区别于东方诸国的文化特征。这一结论是建立在他对人类发展史--尤其是东方历史知识贫乏的基础上的。遗憾的是，这一观念曾在中国流行一时，至今仍有相当的影响。在我们看来，海洋文化即为人类征服、依赖海洋生活的一种文化方式。成熟的海洋文化表现为在某一区域人类的生活与生产中，海洋已是不可缺少的因素，并在开发、征服海洋方面形成系统的文化方式--即包含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以及特定的文化消费方式。在世界历史上，所有的沿海民族都有一定意义上的海洋文化，但是，在近代以前的世界史上曾经占重要地位的只是五大文化系统：古地中海文化、古印度海洋文化、中国海洋文化、北大西洋海洋文化与南太平洋海洋文化。


　　人类的海洋文化有许多要素：造船术、航海、海滩开发、海洋灾害的防御、海洋政策等等。笔者认为：海洋文化的核心是航海能力与船只的制造。本文试图围绕这一核心问题评价世界主要的海洋文化。


　　一、中国之外的世界海洋文化系统


　　1、南太平洋海洋文化。


　　人类最早的航海是以独木舟为航海工具的。据本世纪初的历史学家埃利奥特•史密斯《早期文化的移动》的研究：在新石器时代，从地中海到印度、到中国的沿海、到墨西哥、到秘鲁，存在着一种环绕地球的"日石文化"，它的存在表明：早在四五千年以前，人类便能以独木舟与木筏为航海工具，进行跨洋的航行。〔1〕这种奇迹般的航海能力，至今仍然可以在波利尼西亚人身上看到。在南太平洋的辽阔海域上，东起复活节岛、北至夏威夷岛、西至新西兰，分布着波利尼西亚人，他们是天生的航海家，可以通过对潮汐、海流方向变化的体会，测知数百里外的岛屿情况。由于对海流与季风极为熟悉，他们能够乘坐独木舟与木筏进行跨海航行，所以，在太平洋的多数岛屿上，都有他们的移民。迄今为止，新西兰的土著毛利人，可与生活在数千里外的夏威夷土人进行对话，而无需翻译，这说明他们有共同的祖先。人们推测：早期的波利尼西亚人最早抵达新西兰岛，然后向太平洋各岛屿传播。只要打开地图看一看波利尼西亚人在太平洋上的分布，就可知他们的祖先曾进行了多么伟大的远航！人类今天能在太平洋上航行，是因为掌握了高科技，使航海难度大大降低，而波利尼西亚人却是以独木舟与木筏为航海工具，就所掌握的交通工具而言，波利尼西亚人的航海能力是最伟大的，因而，可以说他们代表了人类最典型的海洋文化。


　　2、古地中海海洋文化。


　　古地中海的海洋文化最早成为人类文明发展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它是古埃及文明、古巴比伦文明、古希腊文明共同培育出来的一朵灿烂之花，成为联络三大文明不可少的中介。从技术上而言，古地中海的航海家早在四五千年以前便突破了独木舟航海时代。最早以航海术闻名天下的腓尼基人，发明了用苇草编制船只的技术，他们用苇草编制较大型的船只，航行于地中海各地。而后，在制木技术成熟后，又使用了大型木船。在这一前提下，地中海成为古代三大洲文明的交流渠道，也成为促进欧亚非三洲文明发展的要素。可以说，海洋文化对人类文明体现出较大作用，最早是在地中海区域。但是，地中海狭小的范围使这一区域的海洋文化更像是一个大的"湖泊文化"，比方说，古希腊人的航海不是以风为主要动力，而是以桨为主动力，所以，一艘希腊的战舰，常要配备上百名划浆的奴隶。然而，用桨可以征服湖泊与近海，却很难进入大洋。对古地中海的人来说，大西洋与印度洋都是极为可怕的区域，其原因在于他们使用风帆的技术不成熟（当时的风帆是固定的，不能随意转向）。当然，他们中的个别人也进行了伟大的远航，例如：古代腓尼基人所进行的环绕非洲的航行，希腊人中有去北欧采集金羊毛的传说。但总的来说，当地人的航海是以地中海为限的。在古罗马帝国灭亡后，古地中海文化在人类海洋文化中居次要地位。


　　3、古印度海洋文化。


　　古印度洋北岸是人类海洋文化最早的发源地之一，早在5000年前的哈拉帕文化时期，印度河流域与波斯湾一带已有了可观的海上联系。印度半岛像人舌一样深入太平洋，给印度人提供了航海的便利。5000年以来，印度人利用季风航行于印度洋四周的亚非各国。例如：他们很早就来到东南亚各国，印度尼西亚的佛教文化遗迹，大多是他们的移民创造的。至今东南亚诸国人口内，占很大比例的是印度人的后裔。一般认为：在中印二国的交往中，是中国人从陆上发现了印度，而由印度人从海上发现了中国。在中国海洋文化发达以前，印度的海洋文化接古地中海海洋文化之后，是人类海洋文化最灿烂的文化成就。


　　印度航海技术的局限性在于：印度人对木器制造非常陌生。他们虽有伟大的石建筑艺术，但是，制木技术相当落后。因此，在古印度，许多航海的船只都是以苇草编成的，这类船只经不起大浪，只能靠近海岸航行。尽管他们后来也以木材造船、尽管他们对季风的掌握得心应手，但他们在海上所取得的自由是有限的。在中国的大型木船问世后，印度在东方航海界的地位便居于次要地位。迄至葡萄牙人东来，印度的船队被击溃，印度洋的航海界，便完全成为欧洲人的天下。


　　4、北大西洋海洋文化。


　　北大西洋的海洋文化起源于中世纪的地中海，上接古代地中海海洋文明。不过，古地中海海洋文化的航行重点是在地中海，而北大西洋海洋文化的萌芽是在北大西洋的波涛上。这一海域的气候条件复杂多变，航行极为困难，因而，熟悉了这一海域的船长在世界各大洋都能航行自如。可以说，这一恶劣的自然条件是锤炼当地水手的最好练兵场。欧洲漫长的海岸线生长着采伐不尽的森林，使木船制造业有取之不尽的原料，也是其1000多年航海业发展的基础。欧洲海洋文化的特点在于擅长吸取科学技术于航海界，不断革新航海术与造船术。中国的指南针与炼钢术传入欧洲，使得欧洲船舶制造与航海能力得到飞跃性的发展。炼钢术带来的工具革命使欧洲人的制木技术进入一个新时代，从此大船的制造不再是神话；而指南针传入欧洲后，欧洲人以科学技术为指导，逐步将它改革为六分仪等航海仪器，从此，不论他们航行到哪里，都可知道自己在地球上的大概位置，加上地理知识的发展，从而使环球航行成为可能。环球航线由欧洲人最早建立，是科学技术与航海术相互影响的必然结果。欧洲人于15世纪末开始探航世界，大约于16世纪末已控制了世界大部分海洋。西方航海业发展的根本动力是科学技术的应用。因此，她的发展初期虽然落后于中国，甚至在某些项目上一直未能超过中国工匠的技巧，但其长期的发展潜力，则远不是中国造船工匠所能比拟的。


　　在中国与以上四大海洋文化系列之外，尚有美洲印地安人与阿拉伯人的海洋文化等。但印地安人的海洋文化基本是以"靠海吃海"的海洋采集业为主，航海工具是独木舟，并未超过波利尼西亚人的水平，所以，可以忽略不计。阿拉伯人的航海曾有很大的规模，但其主要生活区域缺少大片森林，或者说，古代的森林都被后人采伐殆尽，所以，在中世纪以后，阿拉伯人的航海便居于次要地位。


　　二、古代中国海洋文化的地位


　　有人说中华民族是一个不懂海洋的大陆民族，这是一个误解。中国的海洋文化至少可以上溯到7000年以前的河姆渡文化时期。从其食用海洋生物的文化遗存，可以看出：讨海已是他们主要生活方式之一。当然，这只是海洋文化的萌芽。海洋文化的成熟表现是远航能力，中国人是从什么时候进行远海航行的呢？在中国文化界有"殷人远航美洲之说"，但缺少证据使之尚处于假说时代而不能成为信史。有可靠文献记载的最早远航是句践从长江口越海航行至山东半岛，在琅琊一带建立与中原诸国交往的据点。从战国的史料中我们知道，越族人对琅琊的控制至少从春秋延续到战国中期，在这一时代，他们不断地从长江口航行到山东半岛，虽说这一航程大都是沿岸航行，但其漫长的海道已使这一航行成为古代人类最伟大的航海成就之一，中国人的航海术应形成于这一时期。由此可知：中国人的航海文化最早萌芽于古越族人中。


　　战国之后，又一次引人注目的航行是秦代徐福去寻找虚无缥渺的海上仙山。他所率的舰队可载数千将士与3000童男童女，由此可知这一次航行是十分壮观的，而其最终不知到达何处的神密结局，至少证明他们进入了中国人尚不知道的远方海域。从徐福的姓氏来看，他应为东方夷人的后裔，夷人分布于山东半岛与江苏北部沿海，他们无疑是与越族并列的中国海洋文化的主要创造者之一。


　　如果说华夏族是由夏、苗、夷、越四族形成的共同体，那么，中国人的早期航行是由夷越二族实现的。在夷越二族中，越人处于非常有利于航海的南方，他们的航海术对中国人的影响更大。自古以来，水行山处是越族人的生活方式。在福建、江西的武夷山一带，发现多处商周时代的船棺，以船棺为最后归属之处，充分说明了他们的文化特征。越地纳入汉政权后，有一支越人下海活动，形成后日的疍家。疍人以船为家，航海为生，他们一生住在船上，漂行于中国南方沿海各地，陆上人因为这一点而瞧不起他们，实际上从航海业而言，这是一个伟大的成就。因为：中国的南方沿海位于太平洋的边缘，冬季每天都有迅烈的东北风，夏季常有台风，航行十分危险。为了抵御海浪，家人对船的制造十分考究，一些记载表明：疍家人名为"了鸟船"的船只，船身狭长，上阔下尖，冲波劈浪，无所畏惧。所以，疍家人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航海家。换一句话说：是他们维系了中国的海洋文化，并使之走向成熟。中国人日后赖以航行印度洋的大船，多为上阔下尖、体型狭长，明显是受到了疍家了鸟船的影响。


　　由于文献记载的缺乏，我们了解的古越人的航海事业，仅为冰山的一角。在唐以前，中国的文化重心一直在北方区域，这一带恰是中国海洋文化的盲点。冰冻、沙岸、缺乏建材，都是北方海岸难以发展海洋文化的因素。所以，夷人的航海在后代没有明显的成就。当时南方的航海事业如何呢？没有较详细的记载。但从吴国探航夷州、澶州的史迹等等故事，可知当时中国人的航海术是很高的。东晋时期以疍家人为主的孙恩、卢循的海上起义，在东南沿海坚持多年，在进入内河后，又造出巨大的战舰，这充分展示了南方人的航海能力与船舶建造能力。


　　迨至唐宋时代，中国的文化、经济重心向南方转移，南方是中国的木材产地，而中国的木制品技术，一直是领先于世界的。于是，中国将制造大型宫殿的技术转移到造船业之上，加上中世纪世界最发达的中国钢铁铸造术，使唐宋以后中国的造船业达到了一个无人企及的高度。如唐宋中国南方土著的船只，尚有以藤条连接船板者，但在汉族发达的制木技术影响下，榫接技术与铁钉使用技术，都应用到船舶制造上，于是，船舶的牢靠程度大大提高了；再如，南方诸地很流行用草作船板之间填缝的习惯，这类船只很容易漏水，在引进汉族的制木技术后，便发明了用石灰、油漆、麻丝混合填料填缝的技术，其牢固程度甚至可比木材原质，从而彻底解决了木船的漏水问题，使木船可以放心地进入远海。以上种种技术累积起来，便使中国船只的制造远胜他国。许多记载表明：唐宋以来航行于东亚与西亚之间的船只，以中国的大型木船最好，不论哪一国的商人，都以乘坐中国帆船为最佳选择。由于当时中国的富强，这类大船很快在民间普及，长数十米，宽十余米，载重数百吨的庞然巨舰，成为沿海人家常备的商船。由这支举世无匹的船队支持的中国海洋文化走向世界颠峰，一直统治西太平洋与印度洋数百年。


　　中国航海术的另一重要贡献是：发明了指南针，使人们在渺茫无际的大海上可以知道航行的方向，从而使脱离海岸的航行成为可能。比如，从日本、琉球航行到中国，只要向西航行就一定可以达到目的地，而从中国航行到日本，便要以指南针为导向。由于这一缘故，最早的中日航线是走韩国与日本之间的北道，因为这里的海峡狭窄，可以海岛为航向定位的标志，而日后中日间的航行便是走南线，横穿辽阔的东海，没有指南针是无法找到这条更为经济的航线的。


　　中国航海文化的局限是：其造船业主要是工匠文明的结晶，虽说技巧达到木制器物的顶峰，但缺乏理性科技作为推动力，所以，虽然不断有个别进步，但最终不可能有质的飞跃。中国的工匠可以制作出大型而又实用的木帆船，甚至直到今天，这类木船仍有使用价值，但他们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发明用蒸气机推动的近代化船只。这是技术与科学之间不可逾越的界限。中国的航海术也反映了同样的局限，虽说中国人最早发明航海业上的指南针使用，但缺乏自然科学的指导，所以，对指南针的运用一直处于极为简陋的水平上，它只能使中国的航海家知道自己大致的航行方向，而不可能让他们知道自己在大洋里的准确位置。因此，如果去闯陌生的水域，光有指南针是不够的。其实，由于中国指南针技术的落后，一直未能发明有效航海的精密罗盘，导致宋、元、明、清的中国船，大多是以山、岛与海水颜色的辨认为导航的主要手段，指南针在航海中一直处于次要地位。因此，中国的航海主要是沿海航行，一般不脱离岛屿岸线，个别的越洋航行，也多是以熟悉的地区为主。由于没有六分仪等定位仪器，古代中国水手一般不随意进入陌生的海域，这样，由中国人来发现世界也就不可能了。


　　总的来说，中国有记载的航海始于春秋战国时期，而且，在那一时代，已是世界一流的。这一优势一直保持到明初郑和时代的结束。其中，在唐宋元时期，由于中国钢铁炼制技术与木器制造术在造船业上的应用，中国的造船业与航海技术都远远超越同时代的欧洲人与印度人，在这七八百年的时期内，中国的海洋文化无疑是领先于世界的。


　　明中叶以后，葡萄牙人与西班牙人来到东方，并控制了世界大多数水域。中国船的航行范围，被压缩到东亚与东南亚的海域，原来中国人非常熟悉的印度洋，有几个世纪不见中国船只。很显然，这一时期的中国海洋文化是在倒退。尽管如此，中国发达的航海业仍是东方海域不可忽视的力量，这是由于：当时西方人虽然有发达的航海业，但就经济实用这一点来说，其木船制造并未完全超越中国，凡是对中国木帆船有所了解的西方船长，无不对中国船只的实用性大加赞美，事实上，由他们驾驶的中国帆船，曾被用于中国至欧洲、中国至美国的跨洋航线上，这说明中国帆船是适于远洋航行的。在1840年以前，之所以没有中国人用传统技术尝试环球航行，是由于导航技术落后的缘故。不过，在东亚中国熟悉的海域，实用的中国帆船仍是可靠的航行工具，在明清600年间，中国凭着这一支船队，在东亚与东南亚海域与各国竞争，并未落下风。其船队运载量、航行能力，在东方国家里首屈一指，与西方殖民国家相比，亦未遑多让。迨至西方人发明蒸汽机推动的轮船，中国的远洋帆船队才逐渐走上没落之路。但是，随着西方近代航海技术的东传与中国现代航海业的兴起，中国的海洋文化也进入一个新时代。可以说，中国是世界上不多的有7000年航海史的国家。


　　中国的航海技术也影响了日本与东南亚国家。日本虽然是一个岛屿国家，但长期以来，对中国航行是其远航的唯一内容。约在日本的战国时期（相当于明代中后期），日本人才开始进入东南亚海域，但许多事例表明：当时的日本船只，多雇佣闽南人为舵手，所以，他们的航海实为中国海洋文化的延伸。东南亚诸国的海洋文化受中国影响也许更深，他们的大帆船制造与航海，历来是由中国商人控制的。所以，严格地说：中国的古代海洋文化并不局限于中国本土，而是包括东亚与东南亚诸国。


　　由此可见，中国海洋文化的地位在于：（1）有长达7000年不间断的航海史；（2）对古代东南亚国家与东亚国家产生巨大的影响；（3）中国的航海在唐、宋、元迄至明中叶的七八百年内领先于世界。


　　三、海洋文化与人类文明


　　人类是陆栖动物，所以，人类的主要活动只能在陆上--自古以来，人类的文化成就也主要体现在陆上。不管人们怎样鼓吹海洋文化对人类的价值，我们都必须清醒地认识到：陆地才是人类主要文明的载体，海洋永远处在次要地位。在古代，海洋对于人类的主要价值体现在交通上。由于地球是一个海水占7／10的星体，所以，只要有一个入海口，人类便能航行到世界大多数地区，从而通过商业获得巨额利润。而这一利润的获得，对中古以来的人类社会又有极大的价值。尽管如此，我们也不可片面夸大海洋对人类的意义。事实上，我们若分析世界各大海洋文化系列的浮沉，便不难发现，这一切都取决于人类陆地文化的发展高度，而不是纯粹取决于海洋。


　　从波利尼亚人所掌握的航海工具而言，他们的海洋文化也许是最伟大的，但他们的海洋文化并没有使他们跃入人类古文明发达的民族之列，这是因为：他们所居的小岛使他们无法发展有价值的农业与工业，经济水平停滞在渔猎采集阶段。而古代地中海的海洋文化之所以能超越独木舟阶段，是因为埃及、巴比伦希腊的古典文明有发达的手工业，可以造出较大型的船只。至于中国的海洋文化之所以能领先世界七八百年，也是因为中世纪的中国科技文明程度高于其他国家；而中国古代工匠文明的局限性，使他们无法将中国海洋文化推上更高的层次。再如西方的海洋文化之所以成为近代以来人类海洋文明的制高点，也是因为它有发达的工业文明作为基础。所以，从本质来说，是陆地文化决定了海洋文化的层次，而不是相反。明清以来西方海洋文化对中国海洋文化的胜利，也是建立在它雄厚的科技水平与工业基础上的，并不像人们常爱说的那样：中国明清政府忽略了海洋，所以造成中国海洋文化的退步。在当时的条件下，即使明清政府重视海洋，也是无法与西方竞争的--当然，这不是说海禁政策对中国海洋文化成长的影响不重要，这里仅是重复唯物主义史观的一个基本观点：生产力是决定一切的。


　　海洋在现代世界对人类的发展越来越具有重要意义，这一论点的基础建立在海洋是陆地文明发展的重要条件之一，而不是说人类的海洋文明将取代陆地文明，只要人类还是陆栖动物，这就是不可能的。今天的海洋不再是限制人类往来的天堑，而是人类文明相互沟通的主要渠道，因此，走向海洋--其意义还是走向世界。只有吸取世界文化的优秀因素，一个民族才可能真正的现代化，这是当代中国人向往海洋的基本原因所在。


　　注释：〔1〕转引自：（英）赫•乔•韦尔斯《世界史纲--生物和人类的简明史》，初版于1920年，修订于1971年。吴文藻等译，人民出版社1982年10月版。


　　「责任编辑」郭秀文


　　「作者简介」徐晓望，福建省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350001


       作品相关介绍   徐州阎古古


　　阎古古小传文/醉心鱼阎古古，沛县阎集人。名讳尔梅，号古古，别号白耷山人，蹈东和尚。又名翁先生，字藏若。明万历三十年（1603年）农历9月12日出生于山东峄县之兰陵，于清朝康熙18年（1679年）农历11月26日病故于沛县阎集家中，享年77岁。古古兄弟三人自居长，二弟名讳尔羹，字和卿；三弟名讳尔鼎，字调卿。古古一生妻妾五人，结发之妻沛县王氏，少亡无后。续妻沛县鹿楼王氏，少亡无后。又续妻张氏，明沛县给事中张贞观孙女，少亡无后。再续妻张氏，明沛县训导淮安人张鸿璧之女。妾樊氏，纳妾先于续淮安张氏先一年。古古有两男三女，长子为妾樊氏生，名讳炅，字奏云。三个女儿中有两个女儿为樊氏生。次子为续妻张氏生，名讳焸，字秩东，号宣亭。张氏生一女，名蕊。


　　古古山人一生名未挂朝藉，身未享官禄，但以抗清志士和诗文书画享誉国内。其诗集被北京图书馆、南京图书馆、安徽师范大学图书馆、桂林图书馆等国家级图书收藏。字画手迹十分罕见。


　　明诗文家朱隗曾评价古古诗文“诗贵独立，不贵附和。当深求本领而后博以古人之风，轨气韵融液而神明之，此昔人论诗之指也。今之为诗者多唉，大抵务求华整，则弊病积而声调，未从习清远。则苦谈弱而神味不深。又往往好言汉魏唐初盛，若夫中晚降，概置不道。然其所以为未尽合也。古古自沛来，出其所为，吾观细秀奇丽，今无两复。阎子狂而负其才，骨傲而神清，学愈博而心愈下。自谓与阎子称知己也。”


　　中国明末清初的学者，丹枫阁主人，戴枫仲他在《游崇善寺记》中写道“阎古古庚午举于乡，能诗，有名于崇祯间。”明遗民崔兔床先生评价阎尔梅的诗作时说“偶读尊先生刻本，极韻、极虐、极奇、极创、极秀、极远、极奥异、又极槎枒，不可方物，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绝意孤行，又如青雷紫电，冷月酸风。著人便鞭，戟手生血，真杰抅也。”


　　清朝翰林沈绎堂，评阎尔梅诗时说道“更读九省历游尊刻，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忽忽未及赘一辞奉教容俟之异日也，文节之称於老先生恰当。”


　　中国历史学家邓之诚在《清诗纪事》中说道“阎尔梅有诗才若海，茫无涯矣。说者谓似太白，盖论其古体。若排律绝不薄七子，而格律谨严，声调沈雄，纯以史事隶之，与靡靡者异，当时无不重之。吕留良睥睨一世，闻人誉之半似阎古古而喜。计东数康熙初京耆旧，依年为次，举孙承泽及尔梅、炎武三人。独为王士祯所轻。有戴栻者，祁县富商，喜藏书画古器，谨事缚山。尚匿炎武藏金，亦丑底尔梅以附於士祯，是所谓蟪蛄不知春秋者也。”


　　中国历史学家萧一山，在《清代通史》一书中的《清初文之学》的诗歌部分这样介绍阎尔梅及其诗歌“尔梅为诗不尚虚靡，又以‘圣人以史尊王，学者以诗代史’之意。因作〈帝统乐章〉，则亦牧斋，梅村之流亚也。况钱、吴、龚均以贰臣为疵，而尔梅尤有足称者。”当今山东临沂教育学院的王汝涛教授经过多年研究阎尔梅诗文，引经据典说“据顺康之际的诸多记载，山人的诗名不但为遗民顾亭林、王宏撰、李天生、傅青主所肯定，从而与之订交，即使钱牧斋虽为东林前辈，而对复社后生的阎尔梅甚为钦佩。《寅宾录》载其逝世前二年致阎尔梅的二通短札，可以为证，倘若以阎尔梅配钱吴为清初诗人三大家，应是公允之论。”。


　　由此可见古古山人的诗在当时虽无大家之名，称为大家却也当之无愧。


　　明未清初书法“绝类苏长公”的胡天放曾有《奉赠古先生诗》这样评价古古山人抗清的一生：“古翁十九年前客，蹉跎历落走山泽。易名变姓天地间，存亡生死阖与闢。四十二岁日月昏，痛苦直使乌头白。衿悦不施髡刃髦，日月忽忽天无策。变难忽起别妻子，四海茫茫无终始。大梁人称翁先生，龙门而上水不平。幼谷以西连云末，白耷山人穿嶻嶭。西川又闻白耷名，汗沔鹏蠡鬼再活。相见未审是何人，十九年来是此身。今秋淮阴忽拜揖，童颜白髯光熠熠。君不见翁先生，又不见白耷之山人。三万里路疑鬼神，十九年来歌与泣，屈指今秋年六十。”。


　　古古山人自幼聪颖好学，能诗文，善书画，仰慕历史豪杰。6岁入庠，11岁下科场，16岁入邑庠，21岁游学江南。以文会友。先后结识了万寿祺、陈卧子、项仲展、夏仲超等人。崇祯元年古古山人因学业优秀以恩贡入选国子监，崇祯三年北闱第24名，考中举人。主考官姚文毅对古古山人大加赞赏，称其文章“旷逸跌宕，有吞纳四海之气！”从此名声大振。


　　古老的黄河穿越彭城大地，滚滚东流。桀骜不驯的母亲河造就了黄河儿女不屈不挠的性格。古古山人性格耿直，脾气倔犟，疾恶如仇，爱憎分明。在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祸国殃民之时，古古山人同情东林党人，抨击阉党，结果在京遭人陷害，朝廷以“东林党人”“复社魁首”的罪名罢其公车。古古山人遂不再赴京殿试却义无反顾得参加了由张溥领导的进步文学社复社，继续和阉党斗争。


　　古古尽管才华出众却被罢公车，但他却不以为然。在家吟诗作画，广交天下文雅才学人士，怡然自得。筑西园于泗水之滨，自题联曰：“万事不如人，一丘一壑自谓之过之；三生都是梦，老农老圃吾知止矣！”在这西园他不知接待了多少文人才子，志趣朋友，但面对当朝阉党之人当朝阁老张死知来西园借宿，古古山人却连骂带训，拒绝接待。


　　1644年，大顺政权推翻了大明王朝，崇祯皇帝自缢煤山。古古山人绝食七日死而复生。随散家产，购置刀剑，组训乡勇，保家卫国。明朝沛县令李正茂革除崇祯年号改降大顺政权，古古山人义愤填膺，直言责之“祖宗之恨应天地，君父之仇不共天。”几乎被县令加害。大顺防御使武愫来沛相招，古古山人以书却之。面对古古山人的气节武愫惭愧自谓“大丈夫当如斯矣，碌碌如愫孺子不足教也。”


　　清兵入关建立满清王朝后，大明国人转眼成了亡朝遗民，古古山人悲愤万端，寄葬亡母，散尽家产，阴结死士，弃笔从戎奋起抗清。面对纷纷南逃的北方大明官吏，古古山人哭求王希忠留守徐州，为国披麻戴孝对王燮三陈复国大计终不答。对于投降清朝的官吏更是恨之入骨。帅义士捉逮降清守令斩首示众，以诗绝交来招降的清县令胡谦光。后被南明弘光政权的兵部尚书史可法相招入幕，共商抗清复明大计。


　　公元1645年农历正月16日古古山人离家，三日后见史可法于淮安白洋河大营。备陈河北形势及中原虚实，力谏南明大军疾占徐州，西进河南，收编高杰部队加以安抚，以定军心。以徐州为中心，扩充实力，乘清军立足未稳挺进中原，控制山东、河南，成鼎立之势进可攻，退可守。大功成败，南朝安危在此一举。并愿意做南明大军前驱先锋，联络山东、河北义军相互呼应，合力抗清。史可法虽赞成古古山人的谋略，但顾虑重重，犹豫不决，兵迟迟不发。面对这一切，古古山人如坐针毡，在幕僚中度日如年。以诗呈史可法，试图激励“登峰远眺客心伤，故国坟园属异乡。闲煞官军三十万，黄河两岸筑边墙。”


　　史可法左右认为据守徐州北进危险太大，力主退守维扬，并邀古古山人南下，欲委以重任，山人审势认为退守扬州必败，力劝无效，便留下《上史阁部书》和诗一首，愤然离去。“我岂从军者，登高北望寒。风来尘万里，何处是长安？东虏已南下，金陵方论和。出师将半载，犹未过黄河。河南驻大军，河北尽胡服。一水不能过，中原何处复。山田自可耕，偶为征书误。因人事不成，慌却山中路。南去近君家，我家故河北。若与君俱南，伤心惨颜色。”


　　史可法退守扬州，徐州总兵李成栋不战而逃，徐州很快沦落在清军铁蹄之下。阎尔梅携家人避难徐州北洞山。微服往观，泪如雨下，作《悲彭城》诗曰：“黄河奎塔倚河隈，旗鼓高悬戏马台。九里山前堪列阵，临期不见一来人。万顷春田麦秀匀，官军东来踏成尘。侦他胡骑来多少，向导前驱二十人。”


　　徐州失陷，清军南下，攻占两淮，直*扬州。未几，扬州城破，史可法遇难。清兵大开杀戒，制造了历史上的“扬州十日”。古古山人闻信痛哭史可法，哀作《惜扬州》。此时南明将军刘泽清、田仰在淮安拥重兵，古古山人率河北壮士前往，欲与二人划战守策，二人不听却东逃海上。1644年5月26日，清军入淮安，山人率河北义勇埋伏城外，欲夜袭城内清兵，淮人富商惧怕受累，惹恼清军再现扬州屠城，于是将义军出卖。清朝漕抚赵福星许官招抚，山人以诗却之。淮阴羽士陶震寅救出古古山人，山人东走盐城庙湾。闻刘泽清、田仰欲率水军投降大清，古古山人破口大骂，两明朝水师大将设计将古古灌醉，置古古山人于小船之上，弃于大海。1645年4月，古古山人辗转归沛。


　　清军消灭南京弘光政权后，为巩固政权，对汉人实施怀柔政策，以汉臣治汉人。于1646年会试天下前明举人，录取为清朝效力的汉人官吏。把名节看的比生命重要的明遗文人，大多不愿应试，也有不少识时务者应试入朝为官。前明官吏守节者或隐居或赴死，但也有识时务着降清入朝做官，成为“二臣”。不少人劝古古山人应试为官，山人严厉拒绝。清朝沛县令王半石，来招被山人拒绝。已经被拒绝一次的清凤阳巡抚赵福星再派使者持书来招，山人回书拒绝。“丧节事人何异死，有家劳梦不如无。”“岂有丈夫臣异类，羞于华夏改胡服。”“生死百年终是尽，须眉两姓绝堪悲。”


　　古古山人的好友陈名夏降清做了“二臣”之后，被清廷封为宏文院大学士，吏部尚书，官位显赫。他曾先后三次来信，劝古古山人降清做官，先是引诱以功名金钱，后论私人情感。古古山人三答陈名夏，先是拒绝，后是与之绝交。“谁无生死终难避，各有行藏两部如。龚胜坚辞新室组，藏洪迟答故人书。”“已见沧洲沈义士，何妨洛邑恕顽民。袛今唯独君知我，莫遣渔郎屡问津。”“三过平陵匪偶然，山亭久已刻来贤。科名得意交游重，国步伤心出处悬。旧社遗忘如幻梦，新诗感触作愁缘。闲时每痛河梁句，临到吾侪更可怜。”“闲云过去相望好，莫使空山有卦痕。”但后来陈名夏被清廷所杀，古古山人闻信痛苦，作哭百史诗悼念这个好朋友“交情史笔难相掩，遗恨河梁录别中。”古古山人爱憎分明的个性由此可见一斑。


　　古古山人不和其他明遗民一样，他爱国主义旗帜鲜明，立场坚定。他不仅抵制住了清廷高官厚禄的引诱，并且顶着抄家灭九族的恶浪，毅然参加山东榆园军，再次举起反清复明的大旗。


　　1647年，山东榆园军的谋士，古古山人的好友叶润山来访，专邀古古山人加入。山人毫不犹豫，削发明志，自称蹈东和尚，参加榆园义军，反清复明。古古山人以河南嵩山少林寺为中心，奔走苏鲁豫皖，联络四方豪杰，并邀请少林武僧训练榆园军武功，大大增强了义军的战斗力。他们以茂密的榆树林做为掩护，发展军事力量，一时间举兵数万。义军攻打夏镇、徐州、陷府县。成为了清廷的心腹大患。


　　1648年，清廷派任命张存仁、马光辉为统帅，引兵十万攻打榆园军，并引黄河水湮灭义军地道，使榆园军失去战斗屏障，榆园军兵败。义军首领李名让、张学允、李化鲸、李洪基等战死，叶润山就义于山东东昌，古古山人于淮阴被捕。弟弟尔羹，侄儿御九于沛县被捕。当时情景有诗为证：“板荡非天地，乡人聚众看。一时贤父老，俱著白衣冠。申子空悲楚，留候未报韩。几多惭愧在，不为死生难。”清军官吏杨方兴以八县兵拥古古山人北上大明府，山人骑毛驴，身披铁索，神态自若，慷慨悲歌：“千里严兵护，尚书畏孝廉。黄河弃东海，白日走西奄。祸以知名取，行匆假树占。穷途还自喜，仗策入秋帘。”


　　1648年12月7日，古古山人被从大名府押至济南。15日马光辉特疏参之，下济南狱。沈文奎亲自审问，山人张目上视，拒不跪拜。沈知古古山人志不可屈，讽刺讥笑古古山人：“古古如是何苦，难道要做文天祥那样的人吗？”山人反讥道：“难道文丞相有什么不好吗？”继而高吟于刑堂之上：“泗上歌风士，云何拟宋人？死将为厉鬼，生切作顽民。绝粒尚持钵，披裘独负薪。文山当大仕，微贱岂其伦。”“忠孝平常事，捐躯亦等闲。天如存赵祀，谁可杀文山。”在古古山人看来，所有降清者，均为精神的阶下囚，是不能与之比肩的，傲视一切的凛然大义让沈文魁胆寒。古古山人入狱后好友单臣素多方求人活动，在陈名夏、褚德培等人帮助下案情得以缓解，1653年古古山人从济南监狱被移解宽候所。古古山人在狱中写道：“他乡无数河山泪，倔强樽前不忍挥。”“蹈海顽民囊无剑，归林壮士马无鞍。”“莫借长丝来续命，余生原不乞平安。”坚定不移意志永不褪色。


　　宽候所之首敬佩古古山人的气节品质，对其人身自由不予限制，山人期间得游济南名胜，乘机脱逃返沛。山东司李三提审古古山人不得，乃会同徐州佥事以兵来捕，古古山人好友单臣素、李玉韬闻信，冒雨来告，商讨应对措施。不料8月19日夜清兵已围南庄居宅，妻妾张氏、樊氏自缢烈死，山人在众友人的帮助下，携8岁次子西走河南虞城，藏匿大沙河畔张十六、姜再渭处。后托子与张十六，古古山人更名为翁藏若，从此自身亡命江湖。


　　“一自国亡后，故人谁有家。江湖结恩义，饥渴忍年华。”山人浪迹江湖，仍未放弃反清复明之大业，游历豫、皖、晋、甘、陕、川、鄂、赣、蜀九省，结识反清志士，先后结识了傅山、顾炎武、等人。留下“一驴亡三千路，死海为家十二年。”“清风满地难容我，明月何时再照人。”等名句。


　　1662年康熙主政清朝，清廷加大对汉人的怀柔政策，沛县人们自发联保古古山人，古古山人得到清朝赦免。古古不得闻信，该年十二月山人漂泊江湖十几年后感到反清复明没有了希望，自己已经年迈60，在绝望中回到了自己的家乡沛县。未几，因其诗作大量涉及反清复明，又为过去斩杀的降清首令家人所攀，反清文字狱案又发。古古山人再次出亡，时年61岁。


　　反清文字狱案，后得好友龚孝升等人的疏通，反案得解。山人却未因此而归沛，他利用自己人生剩余的时间拜明祖陵以及为国阵亡的前明大臣将领墓地。最后决定远走祖国边疆实地考察，准备编写一部边防史，为今后祖国抵御外来入侵者留下边防资料。古古山人有诗表达这一决心：“老矣登临壮，北风大漠来。”“休言心不死，纵死不能恢。”同时也有描写考察边疆艰辛并为之费尽心血的诗句留下：“山水西南尽，归来更北游。长城今日见，上谷主人留，路考三边志，时逢八月秋。谈言微中处，不觉异乡愁。”“往者心疑史汉书，匈奴列传影茫如。空谈异域情形杳，未遍名山老死虚。种落谁为光禄塞，将军何用武刚车。秋高聚米长城下，河套西看几步余。”但因种种原因这部著作未能保留下来，或未能流传下来，或不知在民间何方，真是一大憾事！


　　1673年，古古山人71岁归沛，定居在沛县阎集汧置草堂，以著书立说为乐。晚年再次拒绝友人为大清王朝编著明史之荐，常沉痛于明忘遗恨之中，醉酒骂座狂歌，在无比痛苦之中常抚琴高歌《苏武牧羊曲》以寄托爱国情思。专心之时把自己封闭于杏花追：“枫树”阁：“肇禋”堂，吟诗作画统编自己一生诗文，共计诗集十卷文集两卷。成诗万余首，后因清廷文字狱，几经删削，现存两千余首流传于世。


　　1679年农历11月26日，古古山人在弥留之际，梦崇祯皇帝让坐谈国事，潸然泪下，表示死不服清，但有来生，必东山再起。起而抚琴唱苏武，绝诗悲壮：“但将渔蟹逢秋醉，休问山人不死心》古古山人饱含亡国仇民族恨与世长辞。卒后十年，葬于杏花村西祖陵父墓左侧，墓无誌表。古古山人谢世前有遗训留下：尊汉制依明俗死后筑方坟。墓不立碑，有碑为卧，不用清之年号。后世只读书不仕清。


　　清光绪23年，沛县知县马光勋感古古山人孝廉名节，划墓地300亩，为之修墓立碑，亲题碑文曰：“明故孝廉阎古古先生之墓”。民国时期，沛县长冯子固又重划墓地81墓，种植柏树720棵，并准备建陵园，后因抗日战争爆发未遂。1957年古古山人墓群被江苏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984年12月1日沛县人民政府在古古山人墓前立碑，碑阳书：“阎古古先生之墓”碑阴介绍古古山人生平事迹。另立文物保护标志碑一块。2002年12月江苏省人民政府130号文件公布阎古古墓群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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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伟业诗歌的现实主义精神武谊嘉内容提要明末清初诗人吴伟业，因屈节仕清，后人多有嘲讪。当今学者也因各种原因对其诗歌重视不够。本文从其身世入手，联系作品实际进行分析，认为吴伟业的诗歌具有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吴伟业可称继杜甫、白居易之后又一位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


　　关键词吴伟业诗歌现实主义精神


　　吴伟业是中国历史上一位多才多艺的诗人，在清初诗坛上他享有顶级的声誉。乾隆皇帝作宝亲王时作诗赞曰：“梅村一卷足风流，往复披寻未肯休。秋水精神香雪句，西昆幽思杜陵愁。裁成蜀锦应惭愧，细比春蚕好更抽。寒夜短檠相对处，几多诗兴为君收。”钱谦益《与吴梅村只牍》亦云：“清词丽句，富有日新。”《四库提要》说其诗“才华艳发，吐纳风流，有澡思绮合、清丽芊眠之致”。可是后人乃至当今学者对吴伟业诗歌却重视不够，研究不多。究其原因，固然颇多，而一个重要因素，大概是由于他的屈节仕清。鉴于此，有必要谈谈他屈节仕清的问题。


　　史学界普遍认为，对于明清之际的人物，如果是反复无常、无一定信念，或是为求一身高官厚禄而降清者不应给予肯定。而吴伟业的遭遇和思想状况，都说明他不属于以上两类人物。只要对吴伟业稍有研究的都知道他的仕清是被强迫的。顺治初，他本与好友著名散文家魏禧约定，决不仕清。但因文名太大，清世祖“用两江总督马国柱荐，诏至京”（程穆衡《娄东耆旧传》）。吴伟业以病为由推辞，相持了一年之久。而“当路多疑其独高节全名者，强荐起之。两亲惧祸及门户，严装促应征”（《娄东耆旧传》）。加之吴伟业“性至孝”，“生际鼎革，有亲在，不能不依违顾恋”（《清史稿·吴伟业传》），而且“*迫万状，老亲惧祸，流涕催装”（吴伟业《与子暻流》），“但若盘桓便见收，诏书催发敢淹留”（吴伟业《寄房师周芮公先生》）。最后在重重矛盾与万般痛苦之中，在无君可忠，有亲得孝的情况下，他违背初衷，应诏入京了。这与顾炎武等人相比，吴伟业是显得骨头软了点。但与钱谦益、龚鼎孳、侯方域之流相比，毕竟是有质的不同。姚雪垠先生曾说吴伟业“是一个有忠君爱国思想的士大夫文人”[1]，此话是中肯的。正因如此，仕清以后的吴伟业心情十分沉痛，“郁郁惨沮，触事伤怀，盖乞活草间所亏一死之语，不啻数见也”（《娄东耆旧传》）。悔恨和自责几乎成了吴伟业后期诗歌创作的主旋律，他多次沉痛地说：


　　误尽平生是一官，弃家容易变名难。


　　———《自叹》


　　浮生所欠只一死，尘世无由识九还。


　　———《过淮阴有感》


　　憔悴而今困于此，欲往从之愧青史。


　　———《遣闷》


　　直到临终前他还自责说：


　　故人慷慨多奇节，为当年沉吟不断，


　　草间偷活……便一钱不值何须说！


　　———《贺新凉·病中有感》）


　　忍死偷生廿载余，而今罪孽怎消除？


　　受恩负债应填补，纵比鸿毛也不如！


　　———（《临终诗》）


　　这些诗句细细读来，实感一字一泪，情感真切，绝无矫饰之嫌。他临死前还说过：“吾一身遭际，万事忧危，无一时一境不历艰苦。死后敛以僧装，葬我邓尉、灵岩之侧。坟前立一圆石，题曰：‘诗人吴梅村之墓’。勿起祠堂，勿乞铭”（《清史稿·吴伟业传》）。此话使当时“闻者皆悲之”，正所谓“苦被人称吴祭酒，自题圆石作诗人。”因此清代陈廷焯在评论吴伟业绝笔《贺新凉·病中有感》时说：“悲感万端，自怨自艾。思其人，悲其遇，固与牧斋不同，亦与芝麓有别”（《白雨斋词话》）。《四库提要》则说吴伟业“暮年萧瑟，论者以庾信方之”。的确，吴伟业身世与梁朝瘐信颇有相似之处。庾信当年也是被迫屈仕西魏，但他身在西魏，心系梁朝，时时自伤，怀念故国。一千多年后的今天，人们论及庾信时，恐怕不会有人因他的遭遇而否定他的爱国思想吧？同样，对吴伟业我们也不能因为他曾被迫仕清就否定他的人格和思想。更何况，在封建时代，人们嘲讪他的“屈节”，情有可原；在当今中华民族大融合的时代，如果还要说这是他的人生污点（游国恩等主编《中国文学史》即持此观点），那就不可思议了。


　　吴伟业处在明清鼎革之际，瞬息万变的时代风云和自身多舛的命运，使他对现实有超过常人的关注与思考，他以敏捷的才思和深厚的学识为后人写下了为数不少的可资证史的诗作，因而他被人称为“一代诗史”。他的诗歌像一面时代的镜子，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矛盾、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有很强的现实性，不少诗作称得上是明清之际的“政治诗”。靳荣藩《吴诗集览·序》说：“梅村当本朝定鼎之初，亲见中原之兵火，南渡之荒*，其诗如高山大河，惊风骤雨。”纵观吴伟业留下的一千多首诗歌，不能不感到他的诗无愧于这一评价。而笔者更以为吴伟业诗歌最大的特色莫过于现实主义精神，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反映兴亡大事，叙写明清战争，批判民族败类，赞美民族英雄。


　　这类作品首推《圆圆曲》。有学者说它“反映了兴亡大事，有一定意义，但是由于诗人本身就有污点，所以对吴三桂这样的民族败类不敢明白揭露其罪状，加以口诛笔伐，只是作为一件风流韵事来描摹咏叹”[2]。


　　这种说法有精到之处，也有值得商榷之处。众所周知，吴三桂为了一个女人，勾引清兵入关，击杀李自成军队，致使满洲贵族集团统治了整个中原。满洲入主中原以后对广大汉族实行薙发、圈地、逃人法等政策，滥杀反抗者，使得民族矛盾空前尖锐激烈，上升为社会主要矛盾。对此，当时所有具有民族意识和爱国思想的人都深恶痛绝，但由于清初的高压政策，大多数人都敢怒不敢言。于是，吴伟业将满腔愤恨全部发泄到吴三桂这个汉奸的身上，写下了《圆圆曲》。诗中写道：


　　鼎湖当日弃人间，破敌收京下玉关。恸哭三军皆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红颜流落非吾恋，逆贼天亡自荒宴。电扫黄巾定黑山，哭罢君亲再相见。


　　一开头就痛快淋漓地揭露了吴三桂的罪行。前四句说：崇祯皇帝死了，吴三桂打败了李自成，为了给崇祯报仇，六军痛哭，全师带孝，而作为主将的吴三桂，冲冠一怒却是为了一个女子。后四句以吴三桂口吻道出，他谴责农民军荒*宴乐，表示要为崇祯皇帝报仇，为被杀的父亲报仇，“哭罢君亲”，才见美人，俨然是个忠孝两全的人物。这就揭露了吴三桂引狼入室的丑恶动机，以及文过饰非，虚伪无耻的嘴脸。有明贬，有暗讽。特别是“冲冠一怒为红颜”一句，笔力千钧，给吴三桂一语定案，饱含了诗人的愤怒之情。而诗人觉得还不够痛快，所以在临近结尾时又尽情地发表了一番议论：


　　尝闻倾城与倾国，翻使周郎受重名。妻子岂应关大计，英雄无奈是多情。全家白骨成灰土，一代红妆照汗青。


　　这是针对“冲冠一怒为红颜”而发的，表面平和，而内情强烈，字字含讥带刺，句句击中要害，辛辣地讽刺了吴三桂为女色不惜一家三十八口被杀，不惜大明破亡的行径。这就使得全诗揭露批判民族败类的主旨更加鲜明突出。而且诗人最后还宕开一笔，以吴王夫差为了西施而亡国的事，暗示出吴三桂绝无好下场，这简直是为吴三桂敲丧钟！


　　《圆圆曲》所写的吴三桂与陈圆圆聚散离合的故事，直接关系着明清易代换朝的巨变，因而题材本身就不是一般的“风流韵事”可比。而诗人将它与社稷兴亡联系起来，融入了当时的政治斗争内容，并通过这一典型事件以明朝遗老的身份，狠狠地讽刺鞭挞了吴三桂，表达了一种无比愤怒的感情，这种感情不仅仅是诗人个人的感情，而是当时广大明朝遗民共有的感情，因此不能说它“只是作为一件风流韵事来描摹、咏叹”。《杂感》一诗也写这件事。诗云：


　　武安席上见双鬟，血泪青蛾陷贼还。只为君亲来故国，不因女子下雄关。取兵辽海哥舒翰，得妇江南谢阿蛮。快马健儿无限恨，天教红粉定燕山。


　　曾有人说此诗是替吴三桂翻案，而且把他美喻为唐代大将哥舒翰。这显然是望文生义！《梅村诗集笺注》说：“此章刺吴三桂”，“哥舒翰本降将军，故以为比”。此说为是。诗人把吴三桂比作在潼关一战投降了安禄山的哥舒翰，实在不是褒扬，而是无情的讽刺和贬斥。


　　《松山哀》写洪承畴战败投降一事。洪承畴于崇祯十五年率十三万人马，在锦州与清兵交战，结果是“十三万兵同日死，浑河流血争奔湍”。洪承畴战败投降，尔后又甘为清廷效劳，残酷镇压抗清力量，杀戮民族志士，因而平步青云。对这种人，吴伟业写道：


　　岂无遭际遇，变化须臾间。出身忧劳致将相，征蛮建节重登坛。还忆当时旧部曲，喟然叹息摧心肝。


　　虽不是直接鞭挞，写得较含蓄委婉，但读者还是不难领会其中的嘲谑挖苦之义的。


　　与以上几首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一些歌颂民族英雄的作品，如《临江参军行》中写到的卢象升。卢象升在明清之战中是一位坚决主张抗战的将领。《明史·卢象升传》载，崇祯十一年，清兵进*京师，尚书杨嗣昌和中宦高起一道“潜主和议”，“象升闻之顿足叹。帝召问方略，象升对曰‘臣主战’”。后来他提卒不及两万，与强大的清兵展开激战，在蒿水桥边，在缺粮无援的情况下，“象升麾兵激战，呼声动天，自辰迄未，炮尽矢穷，奋身斗后……手击杀数十人，身中四矢三刃，遂仆”。死得何等壮烈，令人肃然起敬。吴伟业对此大加赞扬，诗中写道：


　　是夜所乘马，嘶鸣气萧瑟。椎鼓鼓声哀，拔刀刀芒涩。公知为我故，悲歌壮心溢。当为诸将军，挥戈誓深入。日暮箭镞尽，左右刀铤集。帐下劝之走，斥谓吾死国！官能制万里，年不及四十。


　　写得多么悲壮，多么感人，充满了诗人对这位三十八岁就英勇殉国的爱国将领的无限敬佩、爱慕、痛惜的感情。此外，《送杜公韬武归浦口》诗中称赞抗清殉国的杜桐、刘挺：“当时海内称刘杜，死事忠勋君叔父……黄沙碛上起丰碑，李氏功名何足数！”《读史杂感》赞颂孤军奋战与扬州共存亡的史可法：“孤军摧韦粲，百战死王琳”。而吴伟业应诏入京途经扬州时还专程去吊唁死于扬州难的史可法部下卫祥趾，写下《过维扬吊卫少司马紫岫》诗，有句云：“欲酹椒浆一恸君”！这类思想题材还表现在一些吊古伤今、感叹时事的诗作中。如《采石矶》诗云：


　　石壁千寻险，江流一矢争。曾闻飞将上，落日吊开平。


　　咏明初大将常遇春。《明史·常遇春传》载：常遇春“沉鸷勇敢”，“摧锋陷阵，未尝败北”。至正十五年，太祖攻打采石矶，元军陈岸上拒守，明军无法登岸。此时“常遇春飞舸至，太祖麾之前，应声奋戈直前。敌接其戈，乘势跃而上，大呼跳荡，元军披靡，诸将乘之，遂拔采石”。吴伟业此诗，寥寥二十字，叙史实，纪战功，颂英雄，将常遇春比作匈奴闻风而丧胆的“飞将军”李广，其景仰之情不言而喻。但如果就诗论诗恐怕是不够的，还应结合诗歌创作的时代背景去考查，才能深得其旨。此诗大约作于崇祯后期，当时清兵势力日盛，而江南四镇互相争斗，不以国事为念；地方守军除少数将领英勇抗战外，大都或遇敌即遁，或不堪一击。正如吴伟业《过维扬吊卫少司马紫岫》、《宣宗御用戗金蟋蟀盆歌》诗中所言：“临江诸将帅，委甲甬东逃”，“贫士征夫尽流涕，惜哉不遇飞将军”。面对这种情况，吴伟业多么渴望能出现一位象常遇春那样的“沉鸷勇敢，摧锋陷阵”的大将，“大呼跳荡”使清军披靡！然而，希望终归希望，现实仍旧是现实，这样的英雄在当时没有出现，也不可能出现，诗人只有对着那气息奄奄的落日———即将灭亡的大明王朝，深切地悼念这位打击元军开创明朝的英雄以寄托自己的哀思。


　　二、描写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灾难


　　明清鼎革之际，战乱频仍，统治阶级改朝换代的战争给人民带来了空前的灾难，正所谓“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广大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吴伟业亲身经历了一次次战乱，耳闻目睹了人民的灾难和痛苦，他继承了杜甫现实主义精神的光荣传统，用他的诗笔生动如实地对这一现实作了描绘：


　　金戈铁马过江来，朱门大户谁能顾。惜薪司按前朝册，勋产芦州追籽粒。已共田园没县官，仍收子弟征租入。……丈量亲下称芦政，鞭笞需索轻人命。胥吏交关横征派，差官恐喝难供应。


　　———《芦州行》


　　野戌凄冻经丧乱，残民零落困诛穷。


　　———《郯城晓发》


　　十载乡园变萧瑟，父老诛求穷到骨。一朝戎马生仓卒，妇人抱子草间匿。


　　———《遣闷》


　　这些诗句反映了战乱给社会所造成的残破景象，写出了战争给人民所带来的沉重的经济负担，与老杜“已诉诛求穷到骨，正思戎马泪盈巾”的诗句异曲同工，更让人想起董卓乱时王粲的诗句：“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让读者深切地感受到战乱给人民带来的灾难有多么深重！


　　《马草行》则写清廷为了军需，四处征派勒索无厌。军中是“辕门刍豆高如山”，百姓是“十家早破中人产”；宁让“黄金络颈马肥死”，却“忍令百姓愁饥寒”。《遇南厢园叟感赋八十韵》写得更为具体生动：


　　从头诉兵火，眼见尤悲怆。大军从北来，百姓闻恐惶。下令将入城，传箭需民房。里正传府贴，佥在御赐廊。插旗大道边，驱遣谁能当。但求骨肉完，其敢携筐箱。扶持杂幼稚，失散呼爷娘。……下路初定来，官吏逾虎狼。……今日解马草，明日修官塘。诛求穷到骨，皮肉俱生疮。……


　　诗歌把清兵的凶残、百姓的恐惶、官吏的狠恶、人民劳役的沉重都历历在目地展示了出来，充分表现了吴伟业对战乱的谴责，对清兵及官吏的增恨，对人民的同情。这样的诗歌在明清之际的其他文人的作品中是不多见的。


　　三、揭露清初社会黑暗，反映民生疾苦。


　　这类作品在吴伟业的诗中为数不少。《过吴江有感》诗云：


　　市静人逃赋，江宽客避兵。廿年旧交散，把酒叹浮名。


　　反映吴江一带在赋税、战乱摧残下的萧条冷落的景况，也反映了清政府对遗民的迫害。《堇山儿》一诗则是针对顺治三年，清兵攻入浙江，四处掠杀，拐卖儿童一事而作。诗中写堇山小儿随父逃难，被清兵推堕水滨，侥幸得与父母重逢。这个小儿大难不死，更多的儿童或失散无踪，或被鞭打拐卖，或葬身鱼腹。诗中借一老翁之口道出了这一事实：


　　傍有一老翁，羡儿独来归。不知我儿何处喂游鱼，或经略卖遭鞭笞。


　　这就让人完全能想见千万百姓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情景。《直溪吏》诗中写道：


　　短掉终其门，叫声忽盈耳。一翁被束缚，苦辞橐如洗。吏指所居堂，即贫谁信尔！呼人好作计，缓且受鞭笞。穿漏四五间，中已无窗几。屋梁记日月，仰视殊自耻。昔也三年成，今也一朝毁。贻我风雨愁，饱汝歌呼喜。官逋依旧在，府贴重追起。旁人共欷，感叹良有以。东家瓦渐稀，西舍墙半圮。


　　写出了清廷官吏横征暴敛、凶狠无情的可憎嘴脸，抒发了对贫苦百姓的深深同情。《捉船行》则写顺康之际，清廷为了镇压各地抗清运动，四处捉船运送军力，主办官吏趁机勒索人民。他们鞭打船夫：“村人露肘捉头来，背似土牛耐鞭苦”，于是“晓事篙师敛钱送，船户家家坏十千”，但是“发回仍索常行费，另派门摊云雇船”。他们为了敲诈百姓，连一只小船都不放过，可是“官航巍峨无用处，打鼓插旗马头住”。两相对照，谴责有力，很能激起人的愤怒。《临顿儿》写贫家小儿被迫卖身豪门作歌舞男伎的悲惨遭遇：“阿爷负官钱，弃置何仓卒”，“三年教歌舞，万里离亲戚”。这又从另一个方面反映了清初社会的黑暗和贫苦人民的痛苦和灾难。再看《打冰词》一诗：


　　帆樯山齐排浪进，牵船百丈声如雷。雪深没髁衣露肘，背挽头低风塞口。……篙滑难施橹枝折，舟人霜满髭须白。发鼓摧船唤打冰，冲寒十指西风裂。


　　形象生动地再现了船夫纤夫之苦。而诗的结尾处还写道：“官舱裘酒自高卧，只话篙师叉手坐。早办人夫候治装，明日推车冰上过。”这在客观上说明了统治阶级的欢乐完全是建立在劳动人民的痛苦之上的。


　　四、揭露封建贵族骄奢*佚，讽刺上层统治者。


　　这类诗作在吴伟业的作品中也不鲜见，值得我们注意。如《读史杂感》之二、之三、之七，诗云：


　　莫定三分计，先求五等封。国中惟指马，阃外尽从龙。朝事归诸将，军需仰大农。淮南数州地，幕府但歌钟。北寺谗成狱，西园贿拜官。上书休讨贼，进爵在迎銮。相国争开第，将军罢筑坛。空余苏武节，流涕向长安。漫说黄龙府，须愁朱雀桁。三军朝坐甲，十客夜传觞。王气矜天堑，边床弃御衣。江州陈战舰，不寻下浔阳。


　　这三首诗都作于顺治二年，程穆衡笺注说它们是“咏南都事”。第一首写南明朝臣未定安国之计，先争个人利益。朝中马阮专权，指鹿为马；朝外四镇跋扈，以从龙旧勋居功邀赏。文武百官整日宴乐，置国之安危于不顾。第二首写正人被谗，贿赂公行。朝臣上书反战，而纷纷以迎立福王为进爵之阶；文臣争建府第，武将不思出征。第三首程穆衡笺注云：“史可法十余疏告急，宏光以演戏不省。扬州既破，唯郑鸿逵一旅守京口，……清兵明晨尽抵南岸，郑兵扬帆东遁。是日马士英犹有‘长江天堑’之对。……午后（宏光）集梨园入内与诸内臣杂坐酣饮。三鼓出奔，而士英命方国安筹备左梦庚于采石，徘徊上游，不以南都为意矣。”


　　另外《台城》、《避乱》也是咏南渡事，《台城》诗云：“形胜当年百战收，子孙容易失神州”，“可怜一片秦淮月，曾照降幡出石头”。《避乱》诗云：“天堑非不雄，哀哉日荒宴。嗟尔谋国徒，坐失半江山”。而《听女道士卞玉京弹琴歌》和《圆圆曲》一样，借薄命女子之离乱身世以折射易代之际的兴亡变故，也真实地反映了南明王朝的荒*腐朽，对统治者大敌当前，却不以国事为重，仍压榨百姓，筛选民女，争权夺利，醉生梦死的罪行作了一定的揭露。


　　《织妇词》则是一首揭露清初统治者掠夺人民财富的叙事诗，全诗以一织女口道出：


　　黄茧缫丝不成匹，停梭倚柱空太息。少时织绮贡尚方，官家曾给千金直。孔雀蒲桃新样改，异奇文不遑识。桑树渐枯蚕已老，中使南来催作早。齐纨鲁缟车班班，西出玉关贱如草。黄龙袱子紫橐驼，千箱万叠奈尔何！


　　全诗突出地反映了清贵族的骄奢*佚和贪得无厌，形象鲜明，语意含蓄，在叙事中透露出诗人对明朝的怀念和对清贵族的愤慨。


　　吴伟业仕清之初写的《圣驾幸临南海子遇雪大猎》一诗更是耐人寻味，诗云：


　　君王羽猎近长安，龙雀刀七宝鞍。立马山川千骑拥，赐钱父老万人看。霜林白鹿开金弹，春酒黄羊进玉盘。不向回中逢大雪，无因知道外面寒。


　　乍读之，极易视为谄媚之作；细细研读，才觉蕴意深刻。诗人写雪，不写雪兆丰年，而写遇雪而知“寒”，命意微妙；写皇帝既已遇雪，却不罢猎，是知“寒”而仍猎；明知“外面寒”了，却依然“春酒黄羊”大飨珍馐；平素不知亦不问“外面寒”，此时却当着万人之面“赐钱”，一副装潢门面、沽名钩誉的可耻嘴脸。全诗写皇帝狩猎，却不颂而讽，可谓难能可贵了。


　　吴伟业临死前说：“吾诗虽不足传远，而是中寄托良苦，后世读吾诗而知吾心，则吾不死矣”（顾湄《吴梅村先生行状》）。笔者理解此话的意思是说：诗人虽然屈仕清廷，“苦被人称吴祭酒”，但终生未尝忘记故国。他的诗中寄托着自己悔恨屈节、热爱故国、痛恨满洲贵族集团的强烈感情。但由于屈节仕清，同时代的人已不易相信他了，他只希望后世的读者从他的诗中去认识他、理解他，他就黄泉无恨了。这是多么沉痛而意味深长的话！古人云：“诗言志”，又云：“言为心声”。吴伟业的诗歌许多都有一种雄浑高旷的历史感，或描写明清战争反映兴亡大事；或批判民族败类，或赞美民族英雄；或同情人民之疾苦，或揭露社会之黑暗；或抨击明末政治之腐败，或鞭挞清初贵族之荒*。“激楚苍凉，风骨弥为遒上”（《四库提要》），具有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说吴伟业是继杜甫、白居易之后，又一位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他的诗是清代诗史上一座难以企及的高峰。


　　注释：


　　[1]见《文学遗产》1980年第1期《论圆圆曲》。


　　[2]游国恩等主编《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第四册第175页。


　　[作者简介]武谊嘉（1958—），乐山师范学院中文系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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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那白须白发的老者，心碎神散，难以下笔，请原谅今天断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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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利用“雅爱搜神”“喜人谈鬼”的形式，在看似空幻想象之鬼狐故事中，影射发生在清初的残酷现实，其中就有关于大同屠城的影子有人说：“文学艺术来源于生活，但《聊斋志异》中之鬼狐故事，却多属空幻想象。”此话错了，因为任何空幻想象只能是现实生活的折射和反映，著名作家孙犁说：“《聊斋志异》是一部现实主义的书。”主席于1942年4月在延安与作家何其芳谈到“聊斋”时说：“其实是一部社会小说，可以当作清朝史料看。”此话一语破的。专门研究《聊斋志异》的《集刊》与《鉴赏集》中大量文章指出：几乎60%的狐鬼故事，有史实根据。比方“沈阳屠杀”“济南屠杀”“嘉定三屠”和“扬州十日”等浩劫，都在“聊斋”的《鬼隶》《竹青》《韩方》和《林氏》等篇中得到反映。那么，发生在清初我省的“大同屠城”这样的大事件，“聊斋”中有没有反映呢？


　　带着这样的研究课题，经仔细查阅《聊斋志异》原文及有关的背景资料，果然有了重大的发现。在历史上，大同市在清代有三件与清王朝有关的大事：一是血洗云中；二是康熙帝玄烨亲征葛尔丹两次路过并驻扎于大同；三是西太后慈禧逃难去西安，路经大同住在总兵府。其中，前两件事发生在蒲松龄生活的年代，《聊斋志异》通过四篇鬼狐故事将其作了形象的反映。后一件事发生时，蒲氏早已亡故，“聊斋”中也就自然不会有其笔墨印记了。


　　1648年，明末大同总兵姜由于听说江南燃起了“反清”烈火，误认为时机成熟，便树起了“反清”大旗，并很快占领了雁北各地。翌年仲春，又攻下了交城、文水等地，刹时间震惊了在北京建都不久的清王朝。清摄政王多尔衮派王公重臣火速包围了大同，没想到9个月攻不下来。1649年，多尔衮亲赴前线收买了姜的部下杨某，杀了姜，才打开了城门。清兵入城后，竟将城内七八万手无寸铁的平民百姓和已经交出武器的五六万降卒全部斩杀。一时间血流成河，横尸遍野；城外百里乡间，男人被拉去当兵，女人被当作战利品在北京市面上出售。对于这样一次震惊全国的屠城血案，清廷虽讳莫如深，但在民间却不胫而传。蒲松龄在其《聊斋志异》中的《狐妾》《乱离二则》《汾州狐》三个故事，分别从三个侧面反映了这一大事。


　　《狐妾》中记载居民财产惨遭掠夺《狐妾》从大同城内居民的财产多被公开掠夺，少数人在被杀前宁肯将金银埋入地下，也不留给这帮强盗这一角度，反映了屠城时的血腥惨状。这一故事是说刘洞九在汾州做官时，纳一狐女为妾。这狐女不仅懂预测、会偷运，还可暗知别人心里想的事。因而，洞九对其十分信任，每遇疑难之事，总要向她讨教。有一次，她突然说：“大难快要临头了”，洞九惊问：“家眷有无吉凶？”她又说：“除了二公子外，其他人等都没事。”接着她说：“这里将要成为战场了，你只有到远地，才可免此一劫。”于是洞九请求上司准他到云贵解运粮饷。别人都认为跋山涉水是自找苦吃，狐女却向他祝贺。至于他走后，大同发生了什么事？原文如下：“无何，姜砡叛，汾州没为贼窟。刘仲子自山东来，适遭其变，遂被其害。城陷，官僚皆罹于难，惟刘公出，得免。”


　　动乱平息后，刘公因一件大案牵连，被撤职而抄家，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可当权者仍要向他敲诈勒索。正于窘迫之际，狐女曰：“勿忧，床下三千金可资用度。”刘洞九喜问：“窃之何处？”曰：“天下无主之物，取之不尽，何庸窃乎。”这就说明大同城内的居民被杀光了。蒲公怕读者不解，特别写出“姜叛”三字，真可谓用心良苦。汾州，在晋中汾河边，在此，实指大同。


　　《乱离二则》记载妇女被出售再一篇是《乱离二则》，由于屠城，大同方圆百里断了人烟，在北京顺承门内大街的人市上，正把从大同郊区抓来的妇女当牛马一样叫卖出售，从又一个角度反映了屠城带给百姓的“悲惨世界”，原文如下：“陕西某公，任铁秩，家累不从。值姜砡之变，故里陷为盗薮，音信隔绝。后乱平，遣人探问，则百里绝烟，无处可询消息。……时大兵凯旋，俘获妇口无算，插标市上，如卖牛马。”


　　事实正是如此。大屠杀之后，五年之间，大同及其郊区百余里之许堡、周士庄、古店、西坪……等30多个村镇断了人烟。至于一个到北京述职的盐务官，因老侍卫孤身，便赏他几两银子，让其到街上给他自己买个老伴时，谁会想到，老侍卫竟将盐务官的母亲和妻子买了回来，盐务官全家抱头而泣。同一个时期，另外一个只管300人的牛录（即佐领）的军官，因无子女，怕断了自家的香火，硬将两个青年男女配对并认作是自己的干儿子、儿媳。没想到这对小两口，原本就是订过亲，正准备结婚，却被乱兵冲散的一对。像这样的事，在那个年代都有可能发生，不为稀奇。


　　《乱离二则》真实地记载了当时的社会现状，但为了不引起不必要的灾祸，这里将山西写为陕西，应为蒲公的假托之意。


　　《汾州狐》讲述大同破城前轶事第三篇《汾州狐》是讲大同破城前，守将副总彭有德力劝主将投城，不料姜翻脸，迫使他不得不从东门只身逃出，而全家遇害之事。原文首句为：“汾州判朱公者”指彭有德破城前的官邸，即大同城内的朱家衙门。有一天，狐说：“君秩当迁。”在其它文献中查知，当年彭有德确实升为主将了。但是狐又说：“贺者在门，吊者在闾。”在史料中有记载，后来，彭“全家六十余人果然遇害。”


　　《辛十四娘》反映玄烨西征《辛十四娘》反映的是在大同发生的另一件事。该篇直接指出：“忽闻今上将幸大同”。这是指康熙三十五年（即1696年）玄烨亲征葛尔丹叛乱一事。当年10月12日，玄烨路过大同，住在总兵高鼎家。第二年，玄烨再次西征葛尔丹，回京时又落脚大同。故事中之薛尚书指巡案监察御史薛陈伟之外甥孙冯生，以此影射和反映当时清初各级官吏之贪婪与横暴，官绅勾结，胡乱判案，冤狱迭起的社会现实。蒲公曰：“若冯氏者，一言之微几至杀身，苟非室有仙人，亦何能解囹圄，以再生于当时耶？可惧哉。”可见当时不但平民百姓无法安生，连官家之亲眷也惶惶不可终日；像薛家这样的后代，也因被诬告而遭冤案，何况平头百姓？


　　蒲松龄当时为什么不敢正面写实？清初顺治年间之统治，带有奴隶制习俗，残酷黑暗、文网繁密。一句话、一个字不对就会被杀头，甚至惨遭灭族之祸。这就使蒲公处在一种两难境地。说假话，为人格不容；说真话，又怕遭遇不测。于是就只好利用“雅爱搜神”“喜人谈鬼”这种形式反映当时之残酷现实。我们透过狐鬼离奇故事之表面现象，不难读出和体会到作者内心的隐痛与不得已而为之的苦衷。实际上《聊斋志异》通过这种方式，如实地反映了顺治、康熙年间社会之动乱及人民之疾苦。


       作品相关介绍   惊才绝艳张谓--金圣叹


　　金圣叹生于1608三月三日（4月17日），幼年生活优裕，后父母早逝，家道中落。他为人狂放不羁，能文善诗，因岁试作文怪诞而被黜革，后应科试。改称金人瑞考第一，但绝意仕进，以读书著述为乐。评注不少古典，奇才也。传在今河北省阜城县曾有衣冠冢一座。


　　顺治十七年[1660]，皇帝对金圣叹的作品加以赞美“此事古文高手，莫以时文眼看他”，随即“感而泣下，因向北叩首”。随后苏州府吴县调来新县令任维初对欠税者用重刑又高价售出公粮于百姓，激起民怨。


　　民众假借顺治驾崩契机，组织反贪游行，后百多名秀才於第三日往孔庙哭庙，发泄不满，后向巡抚朱国治呈揭帖告发县令。谁知朱任二人早已勾结，捕18名核心人物，反向朝廷告秀才们抗纳兵饷，鸣钟击鼓，聚众倡乱，震惊先帝之灵，要求严惩。处“斩立决”


　　（顺治十八年七月十三日）[1661年8月7日]，法场-江宁-三山街，其中一人为金圣叹也，不久任维初因犯另案被斩，朱国治被吴三桂兵杀并分食其肉，真是天有眼也。金圣叹博览群籍，好谈《易》，亦好讲佛，常以佛诠释儒、道，论文喜附会禅理。评点古书甚多。称《庄子》、《离骚》、《史记》、《杜诗》、《水浒》、《西厢》为“六才子书”，拟逐一批注，但仅完成后二种，《杜诗解》未成而罹难。其著作据族人金昌叙录，有“唱经堂外书”，包括《第五才子书》、《第六才子书》、《唐才子书》、《必读才子书》、《杜诗解》、《左传释》、《古传解（二十首）》、《释小雅（七首）》、《孟子解》、《欧阳永叔词（十二首）》；“唱经堂内书”，包括《法华百问》、《西城风俗记》、《法华三昧》、《宝镜三昧》、《圣自觉三昧》、《周易义例全钞》、《三十四卦全钞》、《南华经钞》、《通宗易论》、《语录类纂》、《圣人千案》；“唱经堂杂篇”，包括《随手通》、《唱经堂诗文全集》。多属未竣稿，或只存片断，或全佚。部分作品收入今传之《唱经堂才子书汇稿》中。编辑本段金圣叹的主要成就文学批评


　　金圣叹的主要成就在于文学批评，他的评点很注重思想内容的阐发，往往借题发挥，议论政事，其社会观和人生观灼然可见。他斥责“犯上作乱”，释“水浒”之名为“恶之至，迸之至，不与同中国”，反对“以忠义予之”；然而他又同情民生疾苦，痛恨鱼肉良民的官吏和行同盗贼的官军，并意识到“一高俅”之下还有“百高廉”，“千殷直阁”及其狐群狗党，结成祸国殃民的社会势力，108人“不得已而尽入于水泊”是“乱自上作”，因而肯定了梁山英雄的反抗。他认为，“居其邦，不窃议其大夫之得失，恶伤治也”，“非圣人而作书，其书破道，非天子而作书，其书破治，破道与治，是横议也”；然而又承认天下无道则庶人敢议，“庶人之议皆史也”。他宣扬“忠恕”、“孝悌”之类儒家道德规范；然而又揭露礼教对人性的摧残，赞美崔莺莺、张生的叛逆行为，讥讽冬烘秀才目《西厢》为*书，而推《西厢》为“天地妙文”。他接受佛教的虚无思想，视人生若梦幻，所谓“天地梦境”，“众生梦魂”；然而他又直面现实，并孜孜于述作，以为“生死迅疾，人命无常，富贵难求，从吾所好，则不著书其又何以为活也”。可以看出，金圣叹的思想中是充满着矛盾的。金圣叹文学批评的精彩之处在于对作品的艺术分析。他的诗文评比较平常，如强分律诗为二解，套用八股文起承转合之法说诗，颇为人所诟病。他评《水浒》、《西厢》二书时的艺术见解则独出手眼，继李贽、叶昼之后将小说戏曲评点推进到新的高度。他自谓评书“直取其文心”，“略其形迹，伸其神理”，实即旨在探索创作规律，在这方面确实颇有创见。他把人物性格的塑造放到首位，指出：《水浒传》令人看不厌“无非为他把一百八个人性格都写出来”。而塑造性格成功的关键是捕捉住人物的独特的个性，“人有其性情，人有其气质，人有其形状，人有其声口”。即使是同一类型的性格，也要显示出同中之异。他的评点中还涉及描写一个人物的性格应表现出多面性、复杂性，又应表现出统一性、连贯性的问题，如他认为《水浒传》中先写鲁达以酒为命，后写鲁达涓滴不饮，“然而声情神理，无有非鲁达者”；写李逵朴至中又有奸猾，而“写得李逵愈奸猾，便愈朴至”。也涉及人物语言个性化的问题，“一样人，便还他一样说话”。在众多的人物中应突出主要人物，如说“《西厢记》止写得三个人：一个是双文，一个是张生，一个是红娘”，“若更仔细算时，《西厢记》亦止为写得一个人。一个人者，双文是也”。他所说的“澄怀格物”，实际上又关及塑造出活生生的人物性格，要靠冷静细致的观察，要靠设身处地的体验，即所谓“动心”、“现身”。他也很重视情节和结构：认为情节要出人意外，用“奇恣笔法”，“龙跳虎卧”，但又要合乎情理，“写极骇人之事，却尽用极近人之笔”；又强调结构的完整性，“一部书只是一篇文章”，作者必须“全局在胸”，因此讲究“过接”、“关锁”、“脱卸”，要求行文如“月度回廊”，有必然的次第。他所谓的“灵眼觑见，灵手捉住”，相似于对创作灵感的强调；但他又重“法”，说“临文无法便成狗嗥”，并总结出种种表现手法，如“那辗”等等。总之，金圣叹已提出了较有系统的小说戏曲创作理论。金圣叹在评点的同时，也对原作加以修改，除词句外，还作了全局性的删削。他判定《水浒传》后50回系罗贯中“横添狗尾”，故尽行砍去，自称得“贯华堂古本”无续作，又伪造施耐庵序于前。遂成今传的70回本。又断言《西厢记》第五本非出王实甫之手，也是“恶札”，故截去而以《惊梦》收尾。


　　金圣叹又能诗，有抄本《沉吟楼诗选》传世。今有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9月版《金圣叹全集》。


　　节评金圣叹还节评《国语》、《国策》、《左传》等书。其评点注重思想内容的阐发，往往借题发挥，议论政事，其社会观、人生观灼然可见。他提出了较为系统的小说、戏曲创作理论，其文学理论及批评业绩为我国文学理论批评发展史作出了特殊贡献。首先，他阐发了小说、戏剧等叙事文学创作不同于诗歌、散文写作的若干规律，他强调小说要“因文生事”，而又非任意杜撰，要遵循生活的逻辑；同时又提出了以塑造人物性格为中心的文学理论批评的观点和方法。其次，提供了一种以评价作品人物性格分析和性格塑造为核心的文学批评。第三，他还总结出了诸如倒插法、夹叙法、草蛇灰线法、绵针泥刺法、弄引法、獭尾法等全新的创作方法与批评方法。金圣叹有诗集《沉吟楼诗选》。墓葬在苏州吴中区藏书五峰山下博士坞，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编辑本段人物相关自题联老拳搏古道；儿口嚼新书。


　　——金圣叹自题大师金圣叹文笔幽默言语幽默，幽默了一辈子，连临终要事也还是幽默——大师身陷囹圄将被斩首时叫来狱卒说“有要事相告”。狱卒以为大师会透露出传世宝物的秘密或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拿来笔墨伺候大师。但没想到大师的“临终要事”竟然还是幽默。金圣叹指着狱卒给的饭菜说：“花生米与豆干同嚼，大有核桃之滋味。得此一技传矣，死而无憾也！”这也是大师最后一句被记录下来的话。刀起头落，从金圣叹耳朵里滚出两个纸团，刽子手疑惑地打开一看：一个是“好”字，另一个是“疼”字。——金圣叹刑场诀别自题金圣叹因冒犯皇帝，受“抗粮哭庙”案牵连而被朝廷处以极刑。行刑日，凄凉肃穆，方圆不大的一块阴森森空地，四周闪着刀光剑影，显得阴森恐怖。胸藏秀气，笔走龙蛇，蔑视朝廷的一代文学批评家金圣叹，披枷戴锁，岿然立于囚车之上。刑场上，刽子手手执寒光闪闪的鬼头刀，令人毛骨悚然，不寒而栗。眼看行刑时刻将到，金圣叹的两个儿子梨儿、莲子（小名）望着即将永诀的慈父，更加悲切，泪如泉涌。金圣叹虽心中难过，可他从容不迫，文思更加敏捷，为了安慰儿子，他泰然自若地说：“哭有何用，来，我出个对联你来对，”于是吟出了上联。儿子跪在地上哭得气咽喉干、肝胆欲裂，哪有心思对对联。他稍思索说：“起来吧，别哭了，我替你对下联。”接着念出了下联。旁听者无不为之动容，黯然神伤。上联的“莲”与“怜”同音，意思是他看到儿子悲切恸哭之状深感可怜；下联的“梨”与“离”同音，意即自己即将离别儿子，心中感到酸楚难忍。这副生死诀别对，出神入化，字字珠玑，一语双关，对仗严谨，可谓出神入化，撼人心魄。只见寒光闪处，伴着这惊天地、泣鬼神的千古绝唱，一代才华横溢的饱学之士、文坛巨星过早地陨落了。莲子心中苦；梨儿腹内酸。——金圣叹的“临终要事”雨入*，自成甘苦；水归器内，各现方圆。——金圣叹自题上联是从杜甫《北征》诗中“雨露之所濡，甘苦齐结实”两句化出，杜诗原意为天赐雨露相同，而果实甘苦各别。“雨入*自成甘苦”，则指同样是雨露渗入*，只因花自身的变化出现或甘或若的结果。继上联表现水的质变，下联强调水的形变，即放入不同的器皿中，其形不同，器方则方，器圆则圆。此联写得是常见的自然现象，但给人的启迪是多方面的，如人应如何对待外界影响，应如何把握自身努力等等，正因此，当细读而深究。


       撰题联流水今日；明月前身。


　　——金圣叹题佛经千古绝吟太白诗；大江东去学士词。


　　——金圣叹题书房真读书人天下少；不如意事古今多。


　　——金圣叹感题时势一个文官小花脸；三朝元老大奸臣。


　　——题舅父钱谦益金圣叹的舅父钱谦益，老奸巨猾，玩世不恭，原是明崇祯手下礼部尚书，后李自成进京，他投靠了南明奸相马士英。清兵南下，眼看南明快要覆灭，他又摇身一变，屈膝投降，当上清朝的礼部侍郎。


　　这天，钱侍郎生日作寿，金圣叹母命难违，前往祝寿。酒席宴上，一个个摇头晃脑，弹冠相庆。独有金圣叹板着脸，不卑不亢，沉默不语。酒过三巡，一个打秋风的宾客过来拍马屁了。他说：“钱大人，令甥金相公乃江南才子，今日盛会，正好置酒论文，让我等开开眼界。”一时间赞声四起，金圣叹倒也不推辞，站起来淡淡一笑：“盛情难却，只好献丑了。就提一对联吧！”只见金圣叹手握斗笔，饱蘸浓墨，写道：“一个文官小花脸；”众人一见，大惊失色，钱侍郞正在捋须的手一颤抖，不觉拔掉了几根胡子。心想，这小子也太狂妄了！这七个字可以乱写？只见金圣叹不慌不忙又写了四个大字：“三朝元老……”众宾客一见，脸上露出笑容。钱侍郎怕金圣叹又来什么邪劲，便走上前冲他伸大拇指：“人瑞，真人才也！”谁知金圣叹却冷冷一笑，毫不迟疑，“刷刷刷”写完，把笔一掷，拂袖而去。众人一看，只见金圣叹写下的是十四个字：“一个文官小花脸；三朝元老大奸臣。”钱谦益两眼翻白，手脚冰凉，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台榭如富贵，时至则有；草木知名节，久而后成。


　　——金圣叹题书斋大小子，上下街，走南到北买东西；少老头，坐睡椅，由冬至夏读春秋。


　　——金圣叹撰技巧联天上月圆，人间月半，月月月圆逢月半；今夜年尾，明朝年头，年年年尾接年头。


　　——金圣叹题时令年节一年中秋赏月，金圣叹偶得上联，可是苦思半夜未有下联，次日他把这上联写在壁上，每天沉思，终不能对。直至大年三十除夕夜团年守岁，其妻叹曰：“今夜是最后一天，到明日又是一年的开头了。”金圣叹一听，突然跳起来说：“下联有对了！”随即在壁上续接写出了下联。


　　这老翁舍得几文钱，斋僧布道，加几年阳寿足矣。胡为乎，使金童玉女引上天堂；呀呀呀，玉帝也嫌贫爱富；那婆子偷尝两片肉，破戒载荤，打两个嘴巴够了。又何必，差马面牛头拿归地狱，哈哈哈，阎王乃重畜轻人。


　　——金圣叹题戏台（41+41=82字）


       联批评《水浒》第四          十四回李逵忽然有假；宋江到底无真。


　　宋江爷生不如死；李逵娘死贤于生。


　　李逵取娘，村中遇鬼；宋江取爷，寨里见神。


　　宋江爷不忍见活强盗；李逵娘不及见死大虫。李逵遇鬼，只见两板斧；宋江见神，受三卷天书。宋江遇玄女，是奸雄捣鬼；李逵遇白兔，为纯孝格天。李逵取娘归时，带两只真虎；宋江取爷还时，携三卷假书。

       应对、合撰联〖金圣叹应对老者联〗猫伏墙头风吹毛，毛动猫不动；（中年人）鹰立树梢月照影，影移鹰不移。（老者）——附录：老者应对中年人金圣叹一生评点过不少古人名著，曾以《离骚》、《庄子》、《史记》、杜甫的诗歌、《水浒》和《西厢》合称为天下“六才子书”。并对《水浒》、《西厢》两书进行批改，很有独到见解。后又把《三国演义》称为“天下第一才子书”。一天早晨，金圣叹在茶馆吃茶，听到近旁桌子上有四五个人在谈论对对子。其中一长须老者对一个中年人说：“这个下联我有了。你上联是：‘猫伏墙头风吹毛，毛动猫不动’，我下联对：‘鹰立树梢月照影，影移鹰不移。’”。中年人听了忙说：“您老真不愧对对子老手，佩服佩服！”上素月公饼；（老者）中糖云片糕。（金圣叹）——金圣叹应对老者长须老者捻捻胡须说：“我也出一副联给你们对对。”说着用手指盘中月饼：“上联就出个‘上素月公饼’吧，但我上联指的是食物，所以下联也只准以食物相对。”长须老者说完，大家抓耳挠腮，因其中“上素”是“尚书”谐音，不容易对。金圣叹见半天无人对出，心里一急，脱口而出：“这有何难！对‘中糖云片糕’不就行了。”他这下联中，不但“中糖”和官名“中堂”同音，云片糕也是食物，大家都点头称是。大小子，上下街，走南到北买东西；（老者）少老头，坐躺椅，由冬至夏读春秋。（金圣叹）——金圣叹应对老者长须老者看看金圣叹，见他一表人才，出言不凡，便邀金圣叹一起吃茶。金圣叹也不推辞，端着茶壶坐了过来。长须老者拱供手说：“看来先生十分精于对句。我这里有一对子，想请教先生，不知意下如何？”金圣叹高兴地说：“快请讲出，让我试试。”长须老者不慌不忙地说出了上联：“大小子，上下街，走南到北买东西。”众人都以为金圣叹难以对出。怎料金圣叹低头略一思索就说：“少老头，坐躺椅，由冬至夏读《春秋》。”他话音刚落，就博得満堂喝彩。长须老者请教姓名方知是大名鼎鼎的金圣叹，大家更是赞叹不已。

       金圣叹综合应对联半夜二更半；（某方丈）中秋八月中。（金圣叹）——金圣叹属对报国寺方丈金圣叹在“哭庙”案被冤杀的三年前，刚刚批点完了《水浒传》、《西厢记》，便走进报国寺信步小憩。一天夜里，已批书成癖的他，躺在床上辗转反侧，到了半夜乃毫无睡意，便披衣秉烛去见寺里方丈，想借佛经予以批点。鹤发童颜、长须飘飘的老方丈得知其来意后，慢条斯理地说：“想批书可以，我有一个条件在先，我出一联，如你能对出，即取出佛经让你批点，否则请恕老僧不给脸。”当时正值半夜子时，忽听外面“笃笃”几声梆子声，老方丈灵机一动，脱口说出了上联。可金圣叹冥思苦想，绞尽脑汁，就是对不出下联来，只得抱憾而归，一直郁记在心。三年后，金因“哭庙”案被判斩杀。刑场上，刚逾知天命之年的金圣叹，泰然自若，临刑不惧，昂然地向监斩索酒酣然畅饮，边酌边说：“割头，痛事也；饮酒，快事也；割头而先饮酒，痛快痛快！”其心爱的儿子痛不欲生，呼天抢地、泪流满面地赶到刑场，与慈父诀别。他看见儿子哭得泪人似的，劝慰道：“别哭了，告诉我今天是什么日子？”儿子哽咽着说：“八月十五日，中秋。”听到“中秋”二字，金圣叹突然仰天大笑，高兴地说：“有了！有了！……中秋八月中。”并要儿子马上去报国寺告诉老方丈，他对出了下联。可是，一代文坛巨子，再也不能为佛经批点了。


　　金圣叹的绝命联金圣叹是著名的文学批评家，在批点完《水浒传》、《西厢记》三年后，他因冒犯皇帝受哭庙案牵连被朝廷处以极刑。在刑场上，他泰然自若，并向监斩官索酒畅饮，饮罢大笑，说：“割头，痛事也；饮酒，快事也；割头而先饮酒，痛快痛快！”他想起一天夜里他留宿报国寺，由于睡不着觉，便去向方丈借佛经。老方丈说：“我有一条件，如果你能对出我出的上联，我便借你佛经。”当时正是午夜，老方丈随口说出上联：“半夜二更半。”金圣叹冥思苦想，彻夜未眠，仍未对出下联，只得抱憾而归。今日死在当前，可能此事要成为永远的遗憾了。此时其子赶到刑场，痛哭不已，金圣叹问：“今天是什么日子？”儿子答道：“八月十五，中秋！”他听得中秋二字，忽然仰天大笑，说：“有了，有了。中秋八月中。”笑罢，他让儿子马上去报国寺告诉方丈，他已对出了下联。当儿子赶回来时已是行刑在即，儿子更是悲痛万分，金圣叹安慰儿子说：“哭是没有用的。来，我出个上联你对对看，上联是‘莲子心中苦’。”儿子跪在地上肝胆欲裂，哪有心思想对联。金圣叹稍思索一下说：“起来吧，别哭了，我替你对下联。下联可对‘梨儿腹内酸’。”旁听者无不唏嘘，上联的“莲”与“怜”谐音，意为看到儿子悲戚之状深感可怜；下联的“梨”与“离”谐音，意为与儿子永别心中酸楚万分。那年雪早，行刑前下起雪来，金圣叹高声吟了一首诗：“天悲悼我地亦忧，万里河山带白头。明日太阳来吊唁，家家户户泪长流。”吟罢刀光一闪，一代才华横溢、不畏权贵的文坛巨星陨落了。只留下那字字珠玑情真意切的对联和诗，让人读罢悠然神飞，涌起深深的怀念之情。


       作品相关介绍   危时计拙--书生误国


　　1644年4月23日早晨，当大顺军队攻到离紫禁城仅有65公里的昌平时，“崇祯皇帝主持了最后一次正式朝会。他步入大厅，登上宝座后，环顾群臣，不禁潸然泪下，‘诸臣亦相向泣，束手无计’。皇上所能做的只是拟定一份诏书，宣布：‘文臣个个可杀。’既而又有大臣以可能有损官民士气为由，劝皇上收回了此诏。”这一天的朝会就这样不了了之。到4月25日，崇祯独坐在朝堂上，环顾空荡荡的大殿，不禁长叹道：“诸臣误联也，国君死社稷，二百七十七年之天下，一旦弃之，皆为奸臣所误，以至于此。”三天后，宫廷内待在煤山的一棵松树下发现了身着蓝袍红裤的崇祯尸首，旁边有他手书的“天子”二字。（[美]魏斐德：《洪业——清朝开国史》陈苏镇薄小莹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8月第1版，第82-84页）


　　崇祯带着对身边大臣深深的恨撒手人寰，而这恨确如刀子般扎进许多臣子的心头，没过几天，京城中就有40多位重臣相继自杀。面对此景，无怪乎后来杀入京城的满清首领们更愿意把南明的崩溃当作明朝终结的标志，因为看上去崇祯并不像传统意义上的“亡国之君”，而被崇祯责为“奸臣”的诸大臣，也以自杀之举表明他们也不是什么“亡国之臣”。然而，断送大明江山的恰恰就是这些不似亡国君臣的君臣。


　　有明一朝，以德以国，所以上自朝堂、下至乡里，调节行止除了非打既杀的刑律外，大量事务主要依靠一些抽象的道德律。因而，就会出现海瑞在处理民事纠纷时的那种简单做法，即“凡讼之可疑者，与其屈兄，宁屈其弟；与其屈叔伯，宁屈其侄。与其屈贫民，宁屈富民；与其屈愚直，宁屈刁顽。事在争产业，与其屈小民，宁屈乡宦，以救弊也。事在争言貌，与其屈乡宦，宁屈小民，以存体也。”（黄仁宇：《万历十五年》，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5月第1版，第139页）


　　这种建立在抽象道德律基础上处理事务的方法看似荒谬，但究其初衷也不无合理之处，以德治国的设计者们致力于维持一种简单质朴的社会生活，同时也只有在这种简单质朴的社会中仅靠几条道德律就能发挥积极的维系社会和谐的功能。所以，自洪武皇帝始，大明的高层统治者一直努力消除使社会趋向复杂的各种因素，重农轻商，建立严格的户籍制度，禁止百姓私自迁移，建立高度的中央，剥夺地方官员的自主性……如果社会永远处在简朴状态，治国之法便也简单，只要士生官宦阶层沉浸于抽象道德体系中，以身作则，并促使举国百姓亦严格遵循之，江山自可稳固。


　　可惜，随着国家步入盛世，社会上下还是不可遏制地日趋复杂起来，人心不古了，而且许多事就是坚守道德原则也解决不了，否则便出现海瑞式的荒谬做法，只能引发更大纠纷。因而，为了既不违祖制，又能在现实中把复杂的事给做成，在社会治理方面不得不分裂为两大块：一块停留在盘踞于京城的士生、官僚、皇帝的脑壳里，那是一个由道德原则左右着的虚幻社会；另一块则活生生地摆在前线的军官、士卒，官府的幕僚、小吏以及乡里的地主、商人面前，这是一个充满复杂棘手问题的现实社会。分裂开来的两块社会相互隔绝地平行存在，两边的人们也互不理解地生活着。


　　这种分裂的局面就如从中间断开的房子，如果没有外力冲击，倒也能够勉强立着，即便要倒也不会那么快。然而，大明帝国的周遭自始至终都不乏强劲的野蛮部落，它们不仅时时冲击着大明的江山，尤其是到了大明的广厦从中分裂时，旁边的野蛮部落却在部落厮杀的烈火中溶炼为一，像一只坚固沉重的撞城锤，狠狠地向大明城门撞来。因而，当满清的铁骑挥鞭南下时，明庭在军事上的一连串失误将这种分裂状态的危害显露无遗。


　　明太祖开国之初曾模仿北魏、隋唐的府兵制，又吸收元军制中某些要素建起“卫所军制”：每卫5600人，下设5个千户所，各1120人，卫所军士每人授田50亩，给耕牛农具，并免田租徭役，卫所官兵都由身份永远不变的世袭军户充任。这种半军半农、自给自足的军屯制度不仅使国家迅速拥有了强大的武装力量，还节省下朝廷大笔军饷开支，可卫所制度也有颇多隐患，“军屯没有事先作出计划，进行周密准备，没有进行过实际调查，没有做过试点，也没有建立起专门管理的部门。”（黄仁宇：《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阿风等译，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6月第1版，第76页）


　　同时，明朝会计账目极混杂，朝廷竟然始终也搞不清各卫所的经济实情。至15世纪后期，王公贵戚、地方官僚开始把卫所军士变为其劳工、农奴，商贾势力也浸透进来，军官贪污受贿，士卒不堪其苦纷纷逃亡，军力迅速衰落。以北京周边78个卫为例，“原有38万人，至16世纪初，只剩5—6万人，而其中实际*兵器者仅有1万人。蒙古骑兵曾攻至京郊能看到北京城门处，明军竟不敢前去应战。”（《洪业》，第409页）


　　国家兵制颓败如此，可京城中固守于道德律令简单世界中的士生官宦阶层却并不了解实情，自然他们不愿了解，也不能了解。于是想当然地觉得大明朝天威浩荡，四方来服，即便有番邦挑衅，天子大军一到，顷刻可令敌阵崩溃。因此，每当边关守将报告不利军情时，得到的多半是一通不分青红皂白的斥责。


　　1609年深知明军虚弱的辽东经略熊廷弼意识到努尔哈赤的威胁，他奏请朝廷考虑，不得已时可向这位新崛起的酋长暂作让步。朝中“言官”将熊的建议看作“带有怯懦、绥靖的味道，只会鼓励而不能阻止努尔哈赤的入侵。两年后，熊廷弼被弹劾，调离辽东，努尔哈赤征服天下的势头却继续发展。”（《洪业》，第14页）


　　1616年努尔哈赤吞并女真各部建立后金王朝，两年后辽东重镇抚顺被后金攻陷，又过了一年，后金军队大破明军，取得萨尔浒大捷……一系列的失败似乎要将文官们从梦中惊醒，可1626年袁崇焕宁远大败金军的消息传至京城，朝野一片欢腾，大家长出了口气，重又飘飘然起来，全然忘了明军防备整体脆弱的事实，随即毫无策略地断然拒绝皇太极的议和要求，使疲惫的国家错失了一次喘息修整的好机会。


　　北边危机未减，明朝内部又陷在农民起义的泥潭里，由于连年对女真用兵，“朝廷一方面对尚可控制地区的人口增加税收，另一方面大量裁减对朝廷威胁还较小的西北地区的雇役。李自成就是朝廷为节省支出而裁减的驿卒。”（[美]史景迁：《追寻现代中国》黄纯艳译，上海远东出版社2005年4月第1版，第21页）于是被裁的兵卒不可避免地和大量破产的流民结合到一起，1627年陕西爆发一系列兵变和叛乱，虽然在1636年这些叛乱被暂时瓦解，但起义者活动范围却扩至湖广、河南和陕西交界的大片地区。


　　1637年后，李自成和张献忠的两支大军联合，转败为胜，势不可挡，之后二人的分裂使他们在1641年各自受到明军重创，可时至1642年，明军还是最终失去了军事优势。这场大乱充分暴露出国家基层行政能力和卫所制度的败落，朝廷已渐渐失去对县乡政权的控制权，赋税结构更是残缺不全。


　　真是屋漏偏逢连阴雨，朝堂上“东林”与“阉党”两败俱伤后遗留势力仍对峙朝野，至天启年间，民间文人社团“复社”兴起，社员自命君子，誓与阉党不两立，随着这些人纷纷入仕，朝中出现所谓“小东林”势力，政坛恶斗复起。可悲的是，自1630年温体仁和周延儒共执首辅以来，辽东战事危机竟被当作党争磨盘下的谷米！许多朝臣以为：区区几场失败毕竟断送不了大明江山，而利用这些失败打击政敌倒是极佳手段。


　　于是，任何一方在战略战术上提出合乎实际的退守之策时，都会被另一方利用，上升为爱国还是卖国的道德原则问题。1638年对现实困境有清醒认识的兵部尚书杨嗣昌上疏指出：朝廷无法同时应付两场战争，必须马上与清议和，同意割让土地并恢复被明朝单方面关闭的边贸，以集中兵力剿灭内地叛军。为打动皇帝，杨嗣昌还借彗星出现大做文章，让人觉得议和合乎天意。然而“杨嗣昌立刻被复古派打上了绥靖的印记。这些自命的‘正人君子’对袁崇焕收复失地的主张仍然恋恋不舍，齐声斥责杨嗣昌违背朝廷既定的收复北土的方针。一时反对议和的呼声甚嚣尘上，致使皇上根本不敢采纳杨嗣昌的主张。”（《洪业》，第40页）


　　1641年清军连败明军，这使崇祯又想到杨嗣昌的建议，于是他密令新任兵部尚书陈新甲派人向皇太极询问媾和条件，可一时疏忽，这份密件经塘报传抄于外，结果“不出所料，此事在复古派中立刻激起轩然大波。皇上迫于压力，不敢对此负责，遂以越权为名，将陈新甲逮捕弃市。”此后松山失守，清廷主动提出议和，“崇祯皇帝由于对议和心有余悸，竟不敢在朝廷上公开讨论此事。”（《洪业》，第44页）


　　连皇帝都屈服于朝中空洞却又强大的道德舆论的压力，也就无人再敢言“议和”二字了。1644年1月3日，面对迫在眉睫的大难，大学士黄景昉冒险请求皇上从东北前线调吴三桂部回守京师，同时鼓励豫陕一带豪侠士绅组练乡兵，创立地方政府。崇祯知道此折一出，朝会上定起风波，只好偷偷将它丢在一边，从而明廷一直未能从辽东调兵侧击义军，这也使清廷断了与明议和之念。


　　滑稽的是，当良策被拒时，一些愚腐无用、不着边际的总体改革建议却屡受表扬。如大学士蒋德暻根据《明会典》，“要求朝廷恢复明太祖时会集众臣举行射礼的做法。他认为倘能如此，则尚武之风可兴，卫所之制也可复振。皇上称赞说这真是个好主意”；（《洪业》，第75页）又有一位大臣提出：缓和明军与农民之间紧张关系的关键是要告诉士兵不要压迫百姓，崇祯也认为是良策，可军需从何而来却无下文；直到户部尚书倪元璐在离崇祯上吊仅35天时仍主张道德是头等重要之事时，装糊涂的皇上再也撑不住了，质问道：“倘若道德果真如此重要，在拖欠前线军饷之时，将如何以之解救国难呢？”（《洪业》，第455—456页）


　　就在这样无用的奏章满天飞时，清军*关，李自成也兵临城下，京防三大营皆尽老弱病残，大难将至！1644年初，翰林学士李明睿终于在崇祯的一次私下召见中大胆提出了“南迁”建议，按其最初想法，皇上“取道山东，装作到文王与孔子庙朝圣。一旦到了曲阜，御驾便可快马加鞭南下，20天即可赶到比较安全的淮安地界。”（《洪业》，第77页）“南迁”固然好，但李明睿实在书生气十足，在他看来只要皇上出动，必然群情振奋，国之龙虎将起而响应，天下也就在股掌之间了。可当崇祯问起具体安排时，李的计划便漏洞百出，大队人马出行无钱无兵，山东一带又兵匪纵横，道路破坏严重，国家驿站体系也荒废多年，怎么走得了呢？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南迁”不可避免地触发了朝中南北官员之争。北方官员明白如若迁至南京，放弃中原，就断了自家根基，故而主张坚守京城，而南方官员则大半主张立即南下，双方引经据典，计划一改再改。本来皇帝南迁，太子留守，后来竟倒了过来！崇祯知道留下必要“死社稷”，公开廷议时显得十分不快，忍不住道：“言迁者欲使朕抱头鼠窜耶？”。（《洪业》，第80页）几位大臣急忙转舵，迁都之策被推上道德法庭，不但犯弃土之罪，还有阴谋拥立太子之嫌，吓得主张南迁的官员个个噤若寒蝉。结果，南迁计划的流产致使满清统治者比较完整地接管了明朝中央政府，也使南方抵抗力量的权力来源暧昧不清，诸王并起，互相削弱。


　　被空洞道理困在京城里的君臣只能眼睁睁看着李自成开到西直门下，谁知这时居然出现了“奇迹”！1644年4月23日（也就是君臣对泣一场后）李自成派来的谈判代表提出罢兵条件：“明朝封李自成为王，赐银100万两，承认陕西和山西为其封国；李自成则负责平定国内其他起义军，并为明朝抗击满清，保卫辽东。”这位闯到皇帝老子家门口的“闯王”竟没做好取而代之的准备！


　　面对如此有诱惑力的条件，崇祯首先想到：若他一人接受这些条件，未来史家将认定他为“偏安之君”。于是皇帝看看身边的魏藻德，这位首辅大人同样想到了未来的史家，他沉默不语，拒绝为此决定分担责任。皇上气得发抖，未作任何决定便打发走谈判代表，然后“当着魏藻德的面猛击龙椅，并将其一把推倒。魏藻德慌忙退出，谈判之事遂再未提起。”（《洪业》，第83页）次日，闯王率大军进城，大明的皇都陷落了，而失魂落魄的崇祯只得一个人爬上煤山，找了棵歪脖树龙驭上宾于天去了。


　　尼采曾讲过：一个民族“当腐败登峰造极并且爆发五花八门的暴君争斗时，必然会有凯撒式的暴君出来收拾残局，结束一场为争夺专制统治权而斗得精疲力竭的角逐”。（[德]尼采：《快乐的知识》黄明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版，第23页）这话说的似乎是常理，不过在明末之际，出来充当凯撒的却是文臣、书生们怎么也料想不到的满洲大酋长！他们带领着白山黑水间重新崛起的游牧部落，一直虎视眈眈地关注着明朝的内乱，当最佳攻击时机出现后，便毫不犹豫地猛扑下来！


　　其实，早在万历十五年，辽东巡抚就报告了建州努尔哈赤扩张的消息，并参劾其部下违背命令改剿为抚。可当时的首辅申时行却“认为这完全是一件小事，不值得引起内外文官的不睦；所以他又以和事佬的身份出面调停，建议皇帝视双方的互相参劾业已彼此对消，也不再作是非可否的追究。”（《万历十五年》，第119-120页）从这件事可以看出，在明朝上层文官心里，朝堂内部的权力平衡才是一等一重要的大事，至于东北游牧部落区区一个酋长赢了明军几阵，倒没什么大不了。


　　十分遗憾，端坐朝堂中的大明文官们错了，因为兴起的建州女真在扩张过程中不断与周边民族，尤其是北地汉人接触，其中有战争也有结盟，有仇杀亦有通婚，这使许多蒙古、突厥，甚至汉族的血脉溶入其中。新生的“满族”具有了比其前身“女真族”更大的包容性，尤为重要的是：溶入满洲的北地汉族军户对新王朝的建立产生了深远影响。


　　相比于其他地方卫所中军力的衰败局面，驻轧于辽东的汉族军户依然保持着较强的战斗力，他们仍能做到严格将其军籍世代相传，而这些关外驻军内部也渐渐形成很强的官兵间的人身依附关系，以致于朝中很多文官将这些人比作唐末割据边关的军阀。与此同时，在一个“文极”社会中，长期生活于边关的武人阶层日趋边缘化，他们不仅得不到国内社会的理解与尊重，而且其军事行动也往往受制于文官。久而久之，辽东武人与关内同胞的心理距离越来越远，却与经常刀剑相*的游牧民族在气质上多了几分相似。


　　因此，当东北的满人还未汉化前，已经有不少辽东武人进入到满洲的上层，如负责为努尔哈赤处理同明朝、朝鲜的所有往来文书的达海，被努尔哈赤招作额附的费英东，日后封为三等公的费英东之子图赖等人。同时，除了这些被吸纳入满族部落的汉人外，17世纪初随着清军大规模扩张，许多汉族战俘沦为胜利者的“包衣”，他们不仅带来了制造兵器、开矿冶铁的技术，而且使满人渐渐意识到一个更广大世界的存在。


　　1618年，随着抚顺守将李永芳降后金，一批辽东士大夫（包括秀才范文程）得到努尔哈赤厚待，成为满清开国的重要谋臣，他们贡献的知识使满洲高层统治者对中原有了更为深入的了解。之后，较早归顺满洲政权的辽东边民宁完我又建议皇太极：要理解文治之术，应当阅读如《四书》、《孙子兵法》、《资治通鉴》等汉族经典，他还主张校法明六部制度，管理后金政府。明朝叛将佟养性则为满洲军队组练了炮兵部队，使满洲骑兵的战斗力大为跃升……


　　在这一时期，明朝边将则陷入尴尬之境，给养不足，朝廷腐败，正直有能力的将军不时成为朝中党争的牺牲品，熊廷弼、袁崇焕先后身赴东市、含冤而死，致使许多寒心之将临敌倒戈，而满洲统治者又适时做出与明廷截然相反的姿态迎接他们。皇太极曾对降将孟乔芳说：“朕不似尔明主，凡我臣僚，皆令待坐，吐衷曲，同饮食也。”（《洪业》，第48页）这令武将大受感动，从此在一个更适于他们发挥能力的地方奔走效命。


　　当然，沦落为奴的大部分汉人经历悲惨，但为满洲所用，特别是前几批加入满洲的北地汉人，却受到满洲统治者的重用，甚至看作自己人，譬如在1654年宁完我便被列名于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满洲臣僚之中。通过起用这些进入满族部落的汉人，加速了满清统治者的汉化进程。“其实，自1631年大凌河城陷落后，就再未发生过严格意义上的满汉之间的战争。从那以后，后金的许多作战和准备工作都是由汉人指导的”。（《洪业》，第61页）


　　当吴三桂领着辫子军冲入山海关，整个北方一片大乱之际，南京高大厚实的城墙后面却是另幅景象。作为社会中坚力量的士生官僚阶层依旧沉迷于风花雪月之中，长久的文化积垫使他们能够以优雅、精致的方式来追求活色生香的享乐生活，同时又会在极尽欢娱后，陷入泛着淡淡佛光的虚无情绪里，世间万事流转无常，一切有为法最终不过是空无。


　　在这种完全以自我为中心，充满虚无情绪的逍遥状态里，文臣士子暂时忘却了周遭的世界！北地山河丧尽，国家风雨飘摇，可不少“江南才俊”照旧醉于闹市，眠于红楼，尽享才子佳人的柔情蜜意，真是：“江南花发水悠悠，人到秦淮解尽愁。不管烽烟家万里，五更怀里啭歌喉。”（[清]孔尚任：《桃花扇》，齐鲁书社2004年版，第26页）


　　然而，时势*人，文臣士子终于得面对塌下来的江山，而此时他们手里攥着的却只是些空洞的、抽象的道德教条，除了危言高论、纸上谈兵外，便陷入对世界不切实际的巨大幻境里不可自拔。真君子也好，假道学也罢，统统不了解实际情况，在缺乏相关技术手段和组织机构的情况下，仅靠些道德说教，既无回天之力，又屡屡误判时局变化。


　　当这些人围绕在南明的新核心弘光皇帝周围时，并没有出现同仇敌忾的形势，倒是生出许多新的是非。由于崇祯迁都计划流产，南方在确定帝位继承权时陷入混乱。明朝皇子众多，据估计17世纪初，登入皇族名册的人就超过8万！而太子在京城失踪，旁系皇族理论上就都有可能成为皇帝候选人。同时，在推举皇帝的标准上，朝臣又分成两派，一派以东林党人兵部待郎吕大器、礼部待郎钱谦益和翰林院詹事姜曰广为主，主张以“贤”取人，他们推选贤明、谨慎的“潞王”为帝；另一派则以凤阳总兵马士英为主，主张以“亲”取人，推选万历的嫡孙“福王”朱由崧为帝。


　　就在文臣们自以为德者无敌，潞王自然会登基时，马士英却四下活动，联系四镇军阀，取得他们支持，又打通对文官当权十分不满的南京勋臣的关系。在兵荒马乱时，自然谁手里有兵谁当皇帝，两方对比，南京文臣只好将帝位拱手奉于福王。因为举贤派多是自命君子的东林、复社成员，马士英自然而然地与阉党残余联成一片，当曾经投靠阉党的阮大铖复出时，朝野一片哗然，可在马士英执意坚持下，大家还是默认了。这样，朝中党争复起，各方只要寻到些机会，便会发起攻击。


　　政坛不稳，而南明掌握的军力更是令人气馁。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手头只有1.2万人，他与其他大臣都很清楚，靠这点兵，莫说收复失地，连南方也绝难保住，所以必须借助各路军阀。而在北方大顺政权和南明之间存在有四大军阀，成份混杂不一：自幼从军于辽阳的黄得功镇守庐州，他治军虽严，却老想着趁火打劫；曾任山东明军统帅的刘泽清在北京陷落时不但不北上求驾，反而一路南下直抵凤阳，在那里劫掠杀人；同在凤阳一带活动的刘良佐原是北直隶的盗匪，后招安入明军；最为史可法器重的是高杰，高杰本是李自成的部将，因与李自成的妾通奸，投降明朝，其部队作战力虽强，却也不乏匪气。除此之外，还有控制着湖广地带的左良玉军团，福王称帝后封他为“侯”，可他一直按兵不动。


　　这些军队合起来，据称兵丁过百万，可实际上能战者不过十万，且兵匪混杂，善战者少，善劫者众。另一麻烦在于：南明政权任命四大军阀镇守四镇要害地区后，却发不出军饷，所以四镇干脆就地取材，抢夺百姓，甚至彼此火并，争抢富裕地区。加之此辈之间私仇颇深，每次军事行动时，都欲先置对方于死地而后快，根本谈不上联手抗击清军。于是，北方形势危机时，高杰却与黄得功为争抢扬州，大大出手，史可法为平息争端只得离开南京，亲守扬州。


　　面对弘光政权这幅烂摊子，文臣书生象他们北方的老前辈一样，继续提出一个又一个空洞无用的计划！松江几社（复社内部最著名的组织之一）的实际领袖陈子龙在南京兵部任职负责南京防务时，便主张建立一支以儒家精神激励着的子弟兵，同时借助山东、河北的“义士”，兴师北伐，一举收复失地。陈的建议中还有另一层意义，即让弘光支持江南主张北伐的“众贤”之意，趁机打击朝中阉党势力。至于北伐的基础何在，陈子龙认为这是民情所向，他心中，北地“义旗云集，咸拭目以望王师。”（《洪业》，第121页）


　　比这更有想象力的是大儒刘宗周的建议，刘宗周时任左都御史，他一上任就指责高杰、刘泽清等人土匪出身，是自私、投机分子，君子不屑与之同伍，继而又主张那位“万事莫若杯在后，一生几回月当空”的弘光皇帝御驾亲征，并相信一旦如此，百姓便会群起响应，北地须臾可复矣。此论一出，刘泽清立刻上疏参劾，马士英也以欲危害皇帝性命的理由弹劾他，朝中勋臣趁机将打击面扩大到所有支持姜曰广的“阁臣”身上，结果刘、姜双双罢官回家，“北伐宏业”在一片吵闹中不了了之。


　　与这些人相比，同为书生出身，却执掌着兵权的官员就现实多了。马士英也好，史可法也罢，都不幻想着迅速收复中原，虽然史可法也强调进攻，但主要思路是以攻为守，保住南京。可他们还是犯了一个致命错误，尤其是史可法，排兵布阵“只顾守卫淮安地区和南京，而忽视对付来自北方日益增长的现实威胁的思想。总之在史可法看来，最主要的敌人显然是农民军而不是清军。”（《洪业》，第113页）与史可法一样，南明许多官员对农民军的仇恨和恐惧远大于清军，他们担心清军与农民军联合，所以乐得旁观清军与农民军在中原厮杀。“以夷灭顺”的思想使南明军队错过一次次战机。


　　文官对南下清军的误判，主要在于他们对敌人知之甚少，很多人只是根据对以前蒙古部落的印象和查找历史书本上的记载进行判断，而没有也不愿进行复杂的实际情报搜集工作，从而想当然地把清军等同于传统游牧部落。的确，传统游牧民族没有城市管理经验，他们对中原只是进行周期性的抢劫，甚至在游牧民族看来，城市是一种累赘。十世纪时契丹人攻占开封，竟不知如何处理，只好退出该地；成吉思汗的部下劝他缓攻西夏时也说：“唐兀人（即西夏人）住在城里，总是可以在原地方找到他们。”（[法]格鲁塞：《蒙古帝国史》龚钺译，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272-273页）然而，清军在未入关前已开始汉化，入关就为夺天下。


　　当清廷扫灭中原义军残部后，自然没回老家，反而大举南下，直扑南京，这使等着坐收渔利的南明部队乱作一团。1645年1月，史可法命高杰率部进驻淮州，与那里的许定国部一起阻击多铎的部队。由于高杰降明之前曾杀害过许定国一家老小，许恨透了这位“反贼上司”，加之许已生降清之意，所以借宴请高杰之机，把高杰和他的卫队杀得一个不剩，然后投清而去。高杰部群龙无首，史可法建议由深孚众望的李本深（高杰之婿）继任，马士英担心这将强化史可法对高杰部的控制，百般干扰，另派自己系的人来接任，众将不服，四散走空，史可法沿黄河的第一道防线就这样破裂了。


　　此时，史可法不得不亲自北上击敌先锋，希望通过主动攻击来援助徐州守将李成栋。然而黄得功得知高杰被害和史可法北上的消息后，又打起了扬州的主意，准备突袭扬州，洗劫这个城市，史可法只得放弃反攻计划。至4月，徐州守将李成栋、刘良佐叛变降清，把整个南明的西北防线让给敌人。


　　同在4月，武昌左良玉移兵东进，直奔江南而来，打出“清君侧”的旗号，意在铲除朝中的马士英。此事起因于朝中阉党克扣左部军饷，同时，南京“顺案”闹得正盛，东林、复社成员希望借左军东进，打击阉党。虽然老迈的左良玉到九江后没几天就死了，但其大军仍一路劫夺，马士英吓得急调淮阳守军，从而削弱了抗清防线，按他的说法，“宁可皆死于清，而不可死于左良玉之手。”（《洪业》，第183页）这种分兵并无必要，左部洗劫安庆、池洲后，在铜陵被黄得功挡住，便返回九江，在那里悉数降清。


　　就在南明防线一道道崩溃时，南京小朝廷里又起内讧。在李自成打下北京后，许多士生官员选择了与大顺政权合作，之后他们中的一些人又辗转返回南明，如何对待这些人成为棘手问题。对此，史可法认为应以大局为重，不应拒绝南下的北地官员，更不能扩大对曾经失节官员的打击面，可阉党却在惩处降顺官员的过程中看到了打击政敌的绝好时机。


　　此时恰逢黄得功、高杰争扬州，史可法早早离宁，马士英、阮大铖一伙便无所顾忌地将“顺案”扩大化。“顺案”中一个关键性人物是：周钟，这位复社领袖、1643年殿试状员在北京陷落时仿佛看到了改朝换代的气象，向进城的“马上天子”献“劝进表”，其中写道：“独夫授首，四海归心，比尧舜而多武功，迈汤武而无惭德。”（《洪业》，第91页）此种背叛行为对朝中“君子党”打击甚重，马士英、阮大铖等人抓住不放，将“顺案”扩大成对南明朝中东林、复社势力的清洗，而“君子党”为求自保，想到寻求军阀支持，这又成为左良玉移兵东进的一根引线。


　　弘光皇帝也惹上了麻烦，他先后陷入“童妃案”和“假太子案”的泥潭。“童妃案”中，弘光对一个自称是他失散的爱妃避而不见，而且在朝中很多人相信这个女人的说法时慌忙将她处死，这使人有些怀疑弘光皇帝是否真是那个叫朱由崧的福王。而南京城破前3个月忽然又冒出个“明太子”，引得满城人心动荡，文武官员也不知如何是好，虽然“太子”被押了起来，可谁也不敢如收拾童妃似的干掉这“太子”。


　　这些事闹得沸沸扬扬时，扬州陷落了，史可法殉国，清军在那里进行了惨无人道的大屠杀。1645年6月3日弘光偷偷逃离南京，恐惧的百姓冲进监牢，找出“太子”，在戏班子的行头里寻了件龙袍套在他身上，便拥着“太子”登基，仿佛这样就安全了。6月4日马士英出逃，大势已去，钱谦益、赵之龙和王铎只得组个班子，讨论投降事宜，6月8日他们带着一朝文官在首府门外列队欢迎多铎的到来。


　　逃走的弘光最终被叛将出卖，押回南京。6月18日晚上他被带到灵璧府邸，那里多铎正举行宴会，他被有意排在同样被俘的“太子”下座，听着多铎的挖苦，弘光“想替自己辩护，但却无言以对，而且已经汗流浃背了。他只有在众人面前难堪地低下头来，装聋作哑。”（《洪业》，第200页）之后他被押往北京，第二年便被秘密处死。至于那位“太子”，据说也在次年与一些被义军利用的明皇子们一道被处决了。


　　诗人阎尔梅曾致信史可法，在信中表态说：只要史公一展忠信之旗，纵是文弱书生的他，亦能“潜纠河北忠勇之士，凡数万，为王师前驱，报先帝之大仇，复祖宗之疆土。”（《洪业》，第172页）等南明政权崩溃后，救国重任似乎真压到了这些信誓旦旦的书生肩头，不过他们依然坚信：只要说出忠君爱国的道理，足以唤起无数义士和义民。


　　在组织民间起义的书生心中，所谓“义士”起码是读过些圣贤书的地主、乡绅，他们在地方上既有很强的号召力，又十分尊重读书人，能够听从书生指挥，个个愿意毁家纾难，匡复社稷。所谓“义民”，则都应当是些朴实的庄稼汉子，这些人自觉地跟在“义士”身后，如思归的群鸟，成片、成片汇聚到复明的大旗下，同仇敌忾，索还江山！


　　可当书生真得拉队伍起誓时，却发现聚来的“义士”多是一些无法无天、铤而走险的亡命徒，或是顶着不知道多少条人命官司、罪大恶极的罪犯，书生本来就怕这号人，现在竟要和他们一起并肩作战，心先凉了半截。复社领袖杨廷枢的困惑典型反映出书生的矛盾心态，当太湖地区的反清武装邀他入伙时，“他问他们怎样得到给养，他们回答说：‘取自百姓’。杨廷枢说：那样的话，你们就是强盗，那还有什么正义可言？”（《洪业》，第209页）


　　同时，书生虽然活动于历来富庶的江南地区，但到明中晚期，随着国家逐渐陷入危机，江南的赋税愈渐沉重，至17世纪20年代，地方上的“义绅”就常和社会下层联合起来，抵制中央政府的税赋杂役，他们态度强硬，手段狡猾，与书生心目中的“义士”大相径庭，倒更象是些刁顽奸商。可是就连这种上下串通的行动到明末也瓦解了，代之而起的是长期聚积的阶级仇恨的总暴发。


　　作为鱼米之乡的江南随着经济发展，比粮食作物获利更多的经济作物受到普遍青睐，大批优良水田腾出来种棉花，江南消费的大米反要从湖广地区输入。再后来，由于种棉对地力破坏很大，再者江南手工业发展迅速，于是连棉花也多由北方输入。江南经济呈现出商品经济的性质，这给当地乡绅地主、商人带来大笔收益，甚至社会富裕阶层中又要分出许多个等级，在17世纪30年代，“‘大家’拥有的财富价值在1000万两白银的家产，‘中家’约100万两，而以万计者不可枚举。”（《洪业》，第211页）


　　可就在江南富豪富中称富之时，江南穷户则出现了贫上加贫的现象。由于赋税加重，支撑不起的农民便把土地交给可以免除赋税的庠生，自己成为其佃户，这种避税方法被称之为“投靠”，农民减轻了一些直接压力，却强化了社会中私人依附关系。那些不愿“投靠”的农民往往破产，生活窘困，沦为长工，被社会看作是“贱民”，不得科举，不能和普通百姓通婚，犯了罪还要受更严酷的惩罚。


　　进而，有些养不起孩子的父母把子女送到大家豪门，成为其仆人，年景不好时，甚至许多大男、大女也自卖为仆，这些人中混成有权有势的高级家奴的是少数，大多数过着十分悲惨的生活。到了17世纪，“江南乡村人口的20%—30%，已经通过‘卖身’或‘投靠’的方式，而依附了富户人家。其他许多农民成了富人的佃户”。（《洪业》，第214页）


　　在这种严重两级分化的社会中，一旦天下大乱，社会失序，阶级仇恨就可能超过民族仇恨，引发激烈的暴力冲突。1644年，上海发生民变，据神父安东尼奥·古维记录，当农奴们知道崇祯死了，南京也还无人称帝时，“便组成一支几千人的队伍，向他们的主人索要自己的奴契。……在乡下，他们拿起兵器冲向地主，杀死主人，抢劫财产，肆意侮辱，无所不为。”一年后，安徽黟县领导农奴起义的宋乞又声言：“君主已变，主人当变仆人；主仆当兄弟相称。”太仓的“乌龙会”也领着农奴们造反，宣布要废除世袭为奴的制度，并向诸大姓勒索金帛，“诸大姓不即应，以危言相撼，声言某日劫某姓……”（《洪业》，第217—219页）


　　乱则思序，哪怕这种秩序是由异族侵略者给予的。好在形势出现了转机，起义的群众基础突然奇迹般地出现在书生们的脚下。1645年7月，清廷颁布“剃发令”，这种强行改变中原男性传统形象的野蛮政策不仅令书生、官僚们感到奇耻大辱，也激怒了普通百姓。于是，“社会上下层之间的冲突被暂时放到了一边；这一次文化贵族和下层江南老百姓站到了一起反对清廷，甚至反对那些愿意接受清廷和平合作要求的耆老、商人和致仕官僚们。在几天或几个星期前，一些乡村和城市本已顺从地投降了，然而现在它们的百姓再次起来反对新的政府。”（《洪业》，第223页）


　　可是这些遍布江南的起义没能支持很久。基于义愤的众人嘈杂地聚在一起，组织松散，多头指挥，没有稳定给养，更谈不上像样的战略战术。书生所谓的复国力量，莫说是遇到“先声足以夺气，临敌足以摧锋”的满洲铁骑，就是碰上南明降兵，也往往一触即溃，散不成军。昆山、嘉定、太湖地区的义军相继被灭，死伤惨重。在这些抵抗活动中，两次松江起义算是较有影响的。


　　在第一次松江起义中，领导人之一的陈子龙已较之在南明供职时清醒许多，他对那些松江义绅仓猝招募起来，既无粮饷又少训练的“市井之徒”不抱任何幻想，不过他又认为“取胜的关键是同时利用他那遍及江南的乡绅关系网，以共同造成一个地域性的起义，同时还可以从复明分子大本营崇明岛那里得到军事援助。”（《洪业》，第229页）


　　在此思路指导下，许多参加起义的江南文士利用自己的人脉关系联络人员，一时间得到不少有作战实力的武装力量，但此种组合方式却不能短时内树立统一指挥权，诸部谁也不服谁，各自为政，恣意擅行。书生们口干舌燥地说了半天“大义”、“忠信”，一碰到谁该听谁的、粮钱如何分配之类的问题，便被扒拉到一边，任由各派系污言秽语地争吵。随着起义军在组织严整的敌人面前连连败北，最终松江义绅只得硬着头皮摆出自己招募的市井之徒应战，而这些人大半“金鼓一震既作鸟兽散”，起义不到两个月便告失败，反剃发阶级联盟彻底瓦解，起义领导者死的死，抓的抓，陈子龙则侥幸逃脱。


　　之后太湖、溧阳、淮阳地区虽然起义不断，甚至还和鲁王的流亡朝廷取得过联系，但都因为参与者成份复杂，行事兵匪相间，书生领导又漏洞百出，自是招架不住清军的强大攻势，纷纷失败。就在这时，李成栋部奉命麾师南下，松江地区的指挥权交给了李的副将吴圣兆。据传吴兆圣曾是吴三桂的副官，后来归属于李成栋，此人受到复明思想的影响，通过其幕府成员和许多地方士绅建立了密切联系，甚至他开始考虑与厦门鲁王的支持者缔结军事同盟。吴的举动唤起鲁王的希望，这次陈子龙又被选中担任联系人的角色。


　　吴圣兆计划与忠于鲁王的舟山海盗黄斌卿在1647年5月20日会合，然后水陆两路攻击南京的清军。然而，总督洪承畴和苏州巡抚土国宝早就接到了谋反的消息，一张大网已经撒开，单等着这些起义者。此时，一介书生的陈子龙又表现出文人特有的迂缓，起事前夕他神神秘秘地向自己的弟子宣布起义的消息，弟子们大吃一惊，因为这个消息在松江城已成了尽人皆知的秘密，对此先生竟还一无所知！


　　消息走漏到这个份上，起义的过程自然毫无悬念，海盗一遇攻击就逃之夭夭，吴圣兆被部下出卖，身死东市。倒是江南缙绅沈廷扬的表现颇有意思，他明明可以跑掉，却大声向搜捕他的清军叫喊，称自己是鲁王朝廷里的监察官。被俘后，在苏州受审期时危言耸听地渲染江南文人在起义中的作用，最后心满意足地当了烈士。他的那番书生无所不能的言论还真唬住了八旗统领，让他们对南方文人满腹狐疑，进而对书生实行起严厉的惩罚政策。


　　因而，起义前就离去的陈子龙再无前时幸运，此刻精神过敏的清廷一定要捉住他，而一个文弱书生哪里能逃出重兵布下的天罗地网，不久，陈子龙被俘，受审时他镇定自若，未失文人风度。在押往南京途中，陈子龙“挣脱镣铐，纵身投河。虽然有会水的巡捕下水打捞，但陈子龙已经自溺身死。巡捕对犯人的自杀大为恼怒，他们割下陈子龙的首级，将他抛尸河中。几天后，陈子龙的几个学生捞回了他的遗体，将其安葬于陈氏坟地。”（《洪业》，第262页）


　　江南终于安静了下来，静得死气沉沉。怀着凉透的心，劫后余生的书生们从战场上退回书斋，其心境大抵如诗人阎尔梅所云：“事已至此，更复何言。唯当披发入山，修省悔过而已。异日，以忧勤德业之劳，为发愤补愆之举。”（《洪业》，第233页）其实到了这个地步，书生文人们在心里已经承认：大明朝气数已尽，江山易主了。   


       作品相关介绍   一代名儒朱之瑜


　　朱之瑜朱之瑜（1600～1682）明清之际的学者和教育家。字楚屿，又作鲁屿，号舜水，汉族，浙江余姚人，明末贡生。因在明末和南明曾二次奉诏特征，未就，人称征君。清兵入关后，流亡在外参加抗清复明活动。南明亡后，东渡定居日本，在长崎、江户（今东京）授徒讲学，传播儒家思想，很受日本朝野人士推重。著有《朱舜水集》。其学特点是提倡“实理实学、学以致用”，认为“学问之道，贵在实行，圣贤之学，俱在践履”，他的思想在日本有一定影响。朱之瑜和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颜元一起被称为明末清初中国五大学者。


　　中文名：朱之瑜别名：朱鲁玙、朱舜水、征君国籍：中国民族：汉族出生地：浙江余姚人出生日期：1600年逝世日期：1682年职业：思想家、文学家、史学家、教育家主要成就：明末清初中国五大学者之一代表作品：《朱舜水集》逝世地：日本国东京学术特点：实理实学、学以致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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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物生平绝意仕进反清复明东瀛讲学归葬异国学术主张育才观点学术影响阳九述略著述名录代表作品名言诗作展开人物生平绝意仕进反清复明东瀛讲学归葬异国学术主张育才观点学术影响阳九述略著述名录代表作品名言诗作展开编辑本段人物生平绝意仕进朱之瑜生于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卒于清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出身官僚士大夫家庭。曾祖名诏，号守愚。祖父名孔孟，号惠翁，一生曾三让皇恩不受。父亲朱正，字存之，号定寰，皇明诏赠光禄朱之瑜彩像大夫，上柱国，并授总督漕运军门，但未任。母亲金氏，生三子：长兄启明，一名之琦；次兄重林，一名之瑾；之瑜排行第三。朱之瑜8岁丧父后，家道中落，生活清贫，甚至影响其读书为学。长兄朱启明，天启五年（1625年）中武进士，后升任至南京神武营总兵，总督漕运军门。朱之瑜就随任长兄寄籍于松江府，为松江府儒学生，拜松江府学者吏部左侍郎朱永佑、东阁大学士兼吏户工三部尚书张肯堂和武进学者礼部尚书吴钟峦等为师，研究古学，尤擅长《诗》、《书》。崇祯十一年（1638年）以“文武全才第一”荐于礼部，而朱之瑜见“世道日坏、国是日非”、“官为钱得，政以贿成”，朝政紊乱，自己不能为流俗所容，就放弃仕途，专注于学问。他曾对妻子说：“我若第一进士，作一县令，初年必逮系；次年三年，百姓诵德，上官称誉，必得科道。由此建言，必获大罪，身家不保。自揣浅衷激烈，不能隐忍含弘，故绝志于上进耳。”朱舜水不求功名利禄，而热衷於关心社会民生，并经常对人讲：“世俗之人以加官进禄为悦，贤人君子以得行其言为悦。言行，道自行也。盖世俗之情，智周一身及其子孙。官高则身荣，禄厚则为子孙数世之利，其愿如是止矣。大人君子包天下以为量。在天下则忧天下，在一邦则忧一邦，惟恐民生之不遂。至於一身之荣瘁，禄食之厚薄，则漠不关心，故惟以得行其道为悦。”崇祯十七年（1644年），朱舜水四十五岁时，李自成攻陷北京，崇祯皇帝缢死煤山（今景山）。不久，福王朱由崧即位於南京，改元弘光。这时江南总兵方国安推荐朱之瑜，并奉了皇帝的诏命特别征召他，他不就任。顺治二年（1645年）正月，皇帝又下令征召他，他仍不就任。四月，在荆国公方国安再次推荐下，朝廷任命他作江西提刑按察司副使兼兵部职方清吏司郎中，监方国安军，他还是不就任。一年内三次拒绝征召，遂遭奸臣嫉恨，次年以“不受朝命，无人臣礼”罪追缉。朱之瑜星夜逃到舟山，以行商为掩护。


　　反清复明顺治二年（1645年）五月，清兵攻陷南京，福王出走，方国安、马士英、阮大铖投降清军。福王败亡後，明室产生了两个领导力量，即唐王（朱聿键）政权和鲁王（朱以海）政权。不久，清兵攻取福朱之瑜画像建，杀了唐王。此时，鲁王率领部下进占南澳岛，然后攻取了舟山群岛。这时候，朱之瑜首次赴日本筹饷，想借日本援兵资助舟山守将、兵部左侍郎王栩，以恢复中原。由于日本实行海禁，不许外人停留，只得返回舟山。鲁王监国五年、清顺治七年（1650年），朱之瑜再次飘浮东海去日本，不料被清兵发现。清寇白刃合围，*他髡发投降，但他谈笑自若、誓死不降，刘文高等人被他的义烈所感动，偷偷驾舟将他送回舟山。次年，朱之瑜又去日本，后由日本到安南。当他正要起程返回舟山时，舟山和四明山寨都被清兵攻陷。鲁王走避厦门，之瑜的最好师友王翊、朱永佑、吴钟峦等人，先后为国殉节，尤以王栩死事最惨。之瑜在海外闻知后痛言“中秋为知友王侍郎完节日，惨逾柴市，烈倍文山。仆至其时，备怀伤感，终身遂废此令节。”由于国事日益危急，鲁王在监国九年（1654年）降诏徵召五十五岁的朱之瑜。但因其东西飘泊，住处不定，玺书辗转两年后才到他手中。鲁王在书中责备他“托谕占城，去而不返，背君苟免，史氏讥之。”希望他尽快回国效力。朱舜水手捧诏书，唏嘘慷慨，想立即转赴思明（今厦门）返回舟山，但苦无交通工具，困于安南。他只得先回复鲁王一封信，陈述他历年海外经营，筹资觅饷的苦心。他在丁酉《谢恩奏疏》中说：“去年委曲求济，方附一舟。意谓秋末冬初，便可瞻拜彤墀，伏陈衷曲。臣数年海外经营，谓可得当以报朝廷，当与藩臣悉心商榷，不意奸人为梗，其船出至海口，半月而不果行。复收安南，愤结欲绝。”“今谋之十年，方喜得当，意欲恢弘祖业，以酬君父，以佐劳臣。”急于早日回国尽忠报效的朱舜水，终于在永历十一年、清顺治十四年（1657年）正月，等来了日本船，准备乘舟渡海归国。但不料在二月遭安南供役之难，被羁五十馀日。安南国王知道他是一位中国学者，便留住他，拜他官爵，迫他行臣子跪拜礼，朱之瑜直立不肯跪。差官举杖画一“拜”字于沙上，之瑜乃借其杖加一个“不”字于“拜”字之上。安南王便当着朱之瑜的面，杀了许多人威吓他，朱之瑜始终没有屈节，真正做到临危不惧。是年朱之瑜已五十八岁，为铭记这段老年之难，他逐日记有日记，并取“庶人召之役则往役”之义，名所记为《安南供役纪事》。顺治舜水先生彩像十七年（1660年），受郑成功、张煌言邀，返国抗清，于是即刻动身，于十月十九日返归厦门。明年夏，郑成功和张煌言会师北伐，收复瓜州，攻克镇江，朱之瑜都亲历行阵。北伐军一度进军顺利，收复四府二州二十四县，直抵南京城郊，兵威震动东南。然而由于郑成功目光短浅，盲目屯兵南京坚城之下，贻误战机，且律兵不严。至七月，北伐军在南京城外被击败。郑成功转而退驻福建沿海，后行师海上，不得已而趋兵台湾，张煌言则数年后被捕遇害。朱之瑜鉴于复明无望，又誓死不剃发，“乃次蹈海全节之志”，学鲁仲连不帝秦，再次凄沧渡日，永不回到故国了。这年冬，最后一次东渡日本，未能获准登岸，困守舟中。当时日本施行锁国政策、“三四十年不留一唐人”。日本学者安东守约经已在日定居的陈明德介绍，以手书向朱之瑜问学，执弟子礼。朱之瑜为安东守约“执礼过谦”的恭敬、“见解超卓”的学问所动，复信安东守约。信中，朱氏悲喜交集，悲则国破家亡，故国“学术之不明、师道之废坏亦已久矣”；喜则“岂孔颜之独在中华，而尧舜之不绝于异域”，表达了他有意将圣贤践履之学传于这位异国弟子的心情。正如梁启超所说，此“为先生讲学之发轫”。安东守约等人为其在日定居奔走。最后得日本政府批准，破40年来日本幕府之国禁，让他在长崎租屋定居下来，朱之瑜就此结束了十多年的海上漂泊生活。


　　东瀛讲学朱之瑜定居日本时曾反复强调自己并非想倡明儒学于异域，仅是为了蹈海全节。康熙四年（1665年），他在长崎正准备购地躬耕之际，日本国副将军（大将军德川家纲之叔父）、水户侯德川光国欲兴庠序之教（庠序，旧称，古代指地方学校），派儒臣小宅生顺到长崎礼聘朱氏为国师，要朱到江户（今东京）去讲学。朱之瑜竭力谦让，朱之瑜日本塑像但是，当他听安东守约等人介绍“上公好贤嗜学，宜勿辜其意”之后，答应了德川光国的要求，表示“至若招仆，仆不论禄而论礼”。翌年六月，朱之瑜抵江户。德川光国亲执弟子礼，竭诚尽敬。德川光国认为朱之瑜年高德重，不敢直接称名称字，要他取一名号以称呼。朱之瑜就以故乡“舜水”为号，意为“舜水者敝邑之水名也”，以示不忘故国故土之情。“舜水先生”之称始于此时。德川光国欲为建新居，以“耻逆虏之末灭，痛祭祀之有阙，若丰屋而安居，非我志”四次力辞。在德川光国影响下，日本学者、达贵也纷纷诣门求教，或执弟子礼，或听其讲学。从此，朱之瑜往来于江户、水户两地，公开讲学。他曾去信远在柳川的安东守约介绍讲学的盛况。康熙九年（1670年），日本初造学宫，朱之瑜绘画图纸，度量尺寸，亲临施工现场指导，事后撰《学宫图说》。又造古祭器簋、笾、豆、登等，率学生习释奠礼，改定仪注，详明礼节。康熙十一年（1672年），德川光国设置彰考馆，由之瑜门生安积觉任主编，聘请之瑜指导，编纂鼓吹“尊王一统”之说的《大日本史》，其影响直至二百年后的“明治维新”。德川光国对朱之瑜敬爱有嘉，就任藩主之际朱舜水也随同前往江户，朱之瑜与同为德川光国编撰《大日本史》的安积澹泊、木下道顺、山鹿素行结为好友，并对水户学的思想产生很大影响。


　　归葬异国朱舜水先生终焉之地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朱之瑜因水土不服而致病，全身遍生疥疮，卧床不起。明年四月，即顾炎武辞世三月后，朱之瑜在日本大阪逝世，享年83岁，葬在历代水户藩主的墓地瑞龙山（茨城县常陆太田市），为了纪念他不忘故国，墓特地建为明朝式样，碑文题“明徵君子朱子墓”，私谥“文恭先生”。德川光国率诸朝士临其葬。朱舜水死前遗言：“予不得再履汉土，一睹恢复事业。予死矣，奔赴海外数十年，未求得一师与满虏战，亦无颜报明社稷。自今以往，区区对皇汉之心，绝于瞑目。见予葬地者，呼曰‘故明人朱之瑜墓’，则幸甚。”朱之瑜一直企望中原能有恢复的一天，为此，他滞日期间生活十分节俭，死时居然储蓄了三千馀金。这是他企图恢复国家的经费。其日本学者今井弘济、安觉济为他们的中国老师写下悼文：“呜呼先生，明之遗民。避难乘槎，来止秋津。寤寐朱之瑜日本墓葬忧国，老泪沾巾。衡门常杜，箪瓢乐贫。韬光晦迹，德必有邻。天下所仰，众星拱辰。既见既觐，真希世人。温然其声，俨然其身。威容堂堂，文质彬彬。学贯古今，思出风尘。道德循借，家保国珍。函丈师事，恭礼夤宾……”在他死后周年时，安东守约在祭文中哭道：“呜呼先生，知我望我。今也既逝，学殖云堕。有疑谁问？有过谁督？有事谁计？有怀谁告？”朱之瑜死后，德川光国派人整理了他的遗稿、正德五年（1715年）刊行了《舜水先生文集》全28卷。东京大学农学院内至今立有“朱舜水先生终焉之地”（朱舜水先生临终之地）的石碑。日本汉诗长老小野湖山在青年时代访水户谒朱舜水墓时曾作过一首《朱舜水先生墓》：安危成败亦唯天，绝海求援岂偶然。一片丹心空白骨，两行哀泪洒黄泉。丰碑尚记明征士，优待曾逢国大贤。莫恨孤棺葬殊域，九州疆土尽腥膻。编辑本段学术主张朱之瑜朱之瑜的学术博采众家所长，常谓“千金之裘，非集于一狐之腋”，博通经史，最喜《资治通鉴》，长于《春秋》；道德上，主张忠君爱国，推崇苏武、文天祥的伟大人格。正是这种不尚虚华的学风、扎实严谨的学问和刚直崇高的人格，他的学术于日本发扬光大，当时的日本学者以师事朱之瑜为荣，比拟为“七十子之事孔子”。他的学生遍布日本，最著名的有历史学家、《大日本史》的作者安东守约，日本儒学古学派的奠基人、江户时代著名哲学家伊藤仁斋，德川家康的孙子、政治家、儒学“水户学派”的始祖德川光国，江户时代著名经学家山鹿素行、木下顺斋等等。朱之瑜一生著述不甚多，但几乎全在日本所撰，有《朱舜水先生文集》、《安南供役纪事》、《阳久述略》、《释奠仪注》等等。他论学问，以实用为标准。所谓实用者，一曰有益于自己身心，二曰有益于社会。他说：“为学之道，在于近里着己，有益天下国家，不在掉弄虚脾，捕风捉影。……勿剽窃粉饰自号于人曰‘我儒者也’。处之危疑而弗能决，投之艰大而弗能胜，岂儒者哉？”他对明朝的八股取士深恶痛绝，认为“明朝以制义举士，初时功令犹严，后来数十年间，大失祖宗设科本旨。主司以时文得官，典试以时文取士，竞标新艳，何取渊源。父之训子，师之教弟，猎采词华，埋头哗哔，其名亦曰文章，其功亦穷年皓首，惟以剽窃为工，掇取青紫为志，谁复知读书之义哉！既而不知读书，则奔竞门开，廉耻道丧官以钱得，政以贿成，岂复识忠君爱国，出治临民！”他还娴习艺事，有巧思，“尝为德川光国作《学宫图说》，图成，模之以木，大居其三十分之一，栋梁机椽，莫不悉备。而殿堂结构之法，梓人所不能通晓者，舜水亲指授之，及度量分寸，凑离机巧，教喻缜密，经岁乃毕。光国欲作石桥，舜水授梓人制度，梓人自愧其能之不及。此外，器物衣冠，由舜水绘图教制者甚多。”他在日本虽受人崇拜，但他敢批评日本人心胸狭隘、“量窄意偏”，日后必为中华之祸，“不佞视贵国人，……尝怪周虓，量窄意偏，……所以此念灰冷。”编辑本段育才观点朱之瑜在教育方面的特点是视中外为一体，以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为乐。他侨居日本20多年，接受的弟子不断增加，并曾公开讲学。他向日本弟子表示，“不佞于仲夏四国，本来一体为亲，朱之瑜塑像凡遇英才，乐于奖进，”门弟子今井弘济和安积觉所撰《舜水先生行实》，记载了日本的硕儒和学生，时常登门求教，以及朱之瑜相与“讨论讲习，善诱以道”的情景。在讲学中他一方面肯定日本“才贤秀出”，可以为孔、颜，为尧舜；另一方面，他指出日本崇信佛教，圣（儒）教未兴，存在问题。依他看来，日本建国的大本在于敬教劝学，施政方面当务之急在于兴贤育才。他所提倡的忠君爱国思想，对于日本后来“尊王一统”的事业有一定的影响。朱之瑜“自幼食贫”，多能“鄙事”。他传艺传道，诲人不倦，又以“开物成务，经邦弘化”勉励日本弟子，表达了他的育才观点，关于教人之道，他认为有一定不易者，有因人而施者。“学问之道，贵在实行”；“立志当如山，求师当如海”；这是一定不易者。因弟子“资性”之不同，提出不同的要求，并予以不同的启示，这是因人而施者。他重躬行实践，却不废读书，因为书能益人神智。对于读书之法，他则认为读史应先于读经；史书文义较浅，于事情又近，于事理吻合，读之易懂。这些都表现了他着重实功、实用的精神。编辑本段学术影响德川光国[1]之所以能开创独树一帜、颇有成就的水户历史学派，是和朱之瑜多年的教育、熏陶分不开的。朱之瑜在日执教，对水户藩和加贺藩影响最大。安积觉、今井弘济、小宅生顺等都是经德川光国介绍对朱之瑜执弟子礼的。加贺藩主前田纲纪也很敬重朱之瑜，执弟子礼，所以他的属臣均拜朱为师。加贺藩的属臣奥村庸礼等人还把服部其衷、五十川刚伯、下川三省几个儒生介绍到朱的门下。朱之瑜行书后来安积觉、今井弘济、五十川刚伯、服部其衷、下川三省五人先后成了朱之瑜的近身弟子，并负起年事已高、不谙日语的老师的起居照料、侍奉，对外应酬、联系之责。这五位弟子中数安积觉日后成就最大，和德川光国一起成为日本水户学派的领袖人物。他13岁从师朱之瑜，接受蒙学。后因父亲病故回家奔丧而中辍学业。安积觉成年后，回忆起自己之所以能学有成就，是因为当年先生“课程严峻，晨读夕诵，故至今不忘耳”。朱之瑜很喜欢这个体弱多病的学生，亲自为他题写一本作业簿，督促他“逐日书其功课”。安积觉到了晚年还告诫其孙辈：（舜水先生的）“片言只字，皆藏而宝护之，凡吾子孙，当敬之如神明，其有沦落丧失者非吾子孙。”朱之瑜对其他几位近身弟子也尽心尽力，爱抚备至。他见下川三省“温存淳谨”，“抚之如慈母，督之如严父”。学生五十川刚伯学有基础，朱之瑜怕他“读书难入易出”，鼓励他不要虚费韶华，更上一层楼。服部其衷初投朱之瑜门下，因思乡不安心学习，朱之瑜既不急促，也不为他祚病所惑，严格要求，一个月后服部其衷学业大进，和老师的感情也日厚笃深。朱之瑜在日本从事教育20余年，其间，或执弟子礼，或从其质疑问学的学生远不止上述几位。学有成就的，还有林春信、佐左宗淳、人见传等人。后来的日本学者评价说：“天佑以还，儒学以经世治民为要道，不务空理虚论，皆舜水所赐也……不惟后来明治维新受此良好之影响，即于朱氏学说本身发扬而光大之，其功亦伟矣！”梁启超在评论朱舜水时也说：“中国儒学化为日本道德基础，也可以说由舜水造其端。”“舜水人格极为高尚严峻，所以日本知识阶层受其感化最深。”编辑本段阳九述略朱之瑜定居日本後，冷静地回顾和研讨明亡的历史教训，并在六十二岁时，即明亡後的第十七年，写下了著名的《中原阳九述略》。这篇著作共分四章。第一章题名“致虏之由”。舜水认为日本绘制的朱舜水像明亡的原因主要有二：一是政治腐败。“中国之有逆虏之难，贻羞万世，固逆虏之负恩，亦中国士大夫之自取也。语日：‘木必朽而後蛀生之。’未有不朽之木，蛀能生之者也”。二是学术虚伪。明末科举制成了文人士子攫取个人功名的手段，所以人们穷年皓首于猎取华词、埋头哗哔之中，不知读书以出治临民之义哉！第二章论“虏势二条”。一条论天启、崇祯年间，边臣失职，致虏披猖；二条论虏入中原後，搜括徵发，使天下骚然。第三章讲“虏害十条”。舜水痛斥满清入主中原後的十大罪状有：1.东人之害，自江以北至南京。2.沿海有防边、养兵、藏匿、接济之害。3.近海有造船、帮工、值匠之害。4.签发舵梢之害。5.内地有签派船料、搬运木植之害。6.省会近城各郡有放债举息、买官附营之害。7.仕宦有配发上阳堡、甯古塔之害，并入旗披甲之害。8．买官但计有钱，不问色目之害。9.打老鼠之害。10.拆房屋之害。第四章名为“灭虏之策”。“灭虏之策，不在他奇，但在事事与之相反。”舜水举例说：“彼以残，我以仁；彼以贪，我以义。解其倒悬，便已登之席；出之汤火，斯为沃之清凉。则天下之赤子与天下英雄豪杰，皆我繈袱之子，同气之弟，安有不合群策，毕群力，以报十七年刺骨之深仇哉？逆虏虽有神谋秘策，亦无所再施。况黔驴之技人穷，山鬼之术尽露。全为百姓勘破，毫无足惧。故知一败涂地，必不可支也。”篇末署名“辛丑年六月望日，明孤臣朱之瑜泣血稽颡拜述”。耿耿忠义之情，力透纸背。这篇著作书写完毕，舜水拜托他的日本至友安东守约收藏保存，谓“他日采逸事於外郡，庶备史官野乘。”编辑本段著述名录朱之瑜塑像《朱舜水先生文集》《安南供役纪事》《阳久述略》《释奠仪注》《朱舜水集》上、下朱谦之编《新订朱舜水集补遗》徐兴庆编编辑本段代表作品名言教育为立国之本修身处世，一诚之外更无余事满盈者，不损何为？慎之！慎之！


　　诗作「漫兴」远逐徐生迹，移舟住别峰。遗书搜孔壁，仙路隔秦封。流水去无尽，故人何日逢？乡书经岁达，离恨转重重。「避地日本感赋」其一汉土西看白日昏，伤心胡虏据中原。衣冠虽有先朝制，东海幡然认故国。其二廿年家国今何在？又报东胡设伪官。起看汉家天子气，横刀大海夜漫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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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户市是过去是日本遣唐使前往中国及其他地区的出发据点，也一度成为倭寇的根据地。从16世纪开始，陆续有来自欧洲的商船进行贸易，因此先后设置了荷兰、英国等欧洲国家的贸易商馆，在江户时代初期，都是日本主要的对外贸易中心。直到日本锁国，日本将所有贸易限制在长崎港为止。


　　江户时代后期，也曾经是日本的捕鲸主要据点。


　　平户市是王直后代居住地和郑成功的诞生地


　　历史五岛过去曾是日本遣唐使船只从日本前往中国的过程中，在日本的最后一个停留港口。


　　1603年起，属于新设立的福江藩管辖，废藩置县后成为福江县，后又并入长崎县。


　　年表1526年：江川城完成。


　　1540年：中国海盗汪直移居至此。


　　1603年：福江藩成立。


　　1614年：江川城因火灾而毁坏。


　　1863年：石田城完成。


　　1871年：废藩置县，改设福江县，后又被并入长崎县。


　　1889年04月01日：实施町村制，现在的辖区在当时分属：南松浦郡福江村、奥浦村、崎山村、本山村、大滨村、桦岛村、久贺岛村、富江村、玉之浦村、三井乐村、岐宿村、奈留岛村。


　　1919年10月01日：福江村改制为福江町。


　　1922年09月01日：富江村改制为富江町。


　　1933年11月03日：玉之浦村改制为玉之浦町。


　　1940年11月03日：三井乐村改制为三井乐町。


　　1941年04月03日：岐宿村改制为岐宿町。


　　1954年04月01日：福江町、奥浦村、崎山村、本山村、大滨村合并为福江市。


　　1957年03月31日：桦岛村被并入福江市。


　　1957年11月01日：久贺岛村被并入福江市。


　　1957年11月03日：奈留岛村改制并改名为奈留町。


　　1963年：福江机场开始营运。


　　2004年08月01日：福江市、富江町、玉之浦町、三井乐町、岐宿町、奈留町合并为五岛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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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兴福寺日本法相宗大本山。位于奈良市登大路町。天智天皇八年（669），藤原镰足之嫡室镜女王继镰足遗志，于山城山阶村陶原（今京都市山科区东野之地）建立山阶寺，安置丈六释迦像。此即本寺滥觞。天武天皇元年（672）将此寺移至大和高市郡厩参（今奈良县高市郡明日香村剑池附近），改称厩参寺。和铜三年（710），迁都平城京之际，藤原不比等复移寺址至现地，且易名为兴福寺。此后，随着藤原氏之隆盛而兴隆，成为南都七大寺之一，并为法相、俱舍教学之中心道场，人才辈出。平安时代，兼管春日社，威势更盛，拥有庞大之庄园与僧兵。镰仓、室町时代以后，由于兵乱频仍，僧众纷纷自立门户，庄园又多为募府所收回，故寺势逐渐衰落。明治维新之际，百余塔头尽皆废绝，乃隶属于真言宗。明宗十五年（1882）独立，成为法相宗大本山。自天平宝字元年（757）慈训担任别当以来，本寺寺务由别当、权别当管理。中世以降，别当一职由一乘院、大乘院两门迹轮流担任。又，本寺多次遭回禄之灾，现存建筑物有中金堂、东金堂、南圆堂、北圆堂、五重塔、三重塔、大御堂（菩提院，俗称十三钟）等。其中，北圆堂、三重塔为镰仓中期再建；东金堂、五重塔则为室町初期再建。本寺寺宝丰富，现存国宝、重要文化财级之贵重文物多达百余件。


　　日本长崎市内的有三大唐寺——南京寺、漳州寺和福州寺。日本长崎的妈祖堂的最大特点是由商人“商会”先建妈祖堂，然后把它拓建为佛祖和妈祖合祀的寺庙，把妈祖奉祀在寺庙中。而其目的在于祈求生意兴隆、海上平安。同时，利用神祈的节日活动加强与日本团结，对日本的民俗起着深远的影响。后来日本商船上也安放了中国妈祖的神龛，作为海上航行的护船神。


　　福州崇福寺还是日本长崎崇福寺的祖寺。明崇祯二年（1629年），该寺超然和尚东渡日本长崎圣寿山建“圣寿山崇福寺”，并为该寺第一代住持。以后，该寺与祖寺时有往来，关系密切。寺内有舍利塔两座，其中一座为古月和尚墓塔；另有碑刻一块。


　　黄檗宗为中国明代高僧隐元隆琦禅师于1654年来日本后传授弘扬的禅宗之一派。尽管继承了临济宗的流派，但直到获得第四代将军（德川）家纲的许可在宇治兴建了黄檗山万福寺之后，才使黄檗宗得到正式承认。


　　万福寺取中国明朝的建筑模式，是其他宗派所不见、可以感受到中国式情调的寺院。


　　山门屋脊饰有摩伽罗像。所谓摩伽罗即为恒河女神的坐骑，是指栖息在那里的鳄鱼。在亚洲，通常用于被称作圣域结界的入口的门、屋脊、佛像的装饰上。


　　在天王殿的正面，建有在中国被称为弥勒菩萨化身的布袋和尚坐在弥勒净土的兜率天的坐像。因其有以一笑可以消除一切不平烦恼的福德之相，被敬为诸结吉祥良缘之神，并且传说其袋中尽装财宝，所以认为布袋和尚所到之处都会有幸福降临。在其背后供奉着韦驮天塑像。在中国，韦驮天是守卫佛陀的护法善神之一。


　　在万福寺，正殿被称作大雄宝殿。正面是佛陀像。在其两侧供奉有佛陀十大弟子中的迦叶、阿南两位。在左右两壁安置着十八罗汉。在日本的寺院中一般安置十六罗汉，而在万福寺加进了“庆友尊者”、“宾头卢尊者”成为十八罗汉。


　　此外，还有被称作木鱼原型的鱼鼓、卍图案的栏杆等。


　　在这里还可以品尝到黄檗僧人带来的中国式素斋——普茶料理。


　　作为开山祖师隐元禅师传来日本的食物，有人们广为知悉的隐元豆（芸豆）、作为拌竹笋等经常食用的孟宗竹、夏天常享用的西瓜，还是“寒天”的起名者。


　　开山祖师隐元隆琦（大光普照国师）


　　上承代表中国明朝末期临济宗的费隐通容禅师之法系，成为临济宗正传第三十二世高僧，曾任中国福建省福州府福清县的黄檗山万福寺（古黄檗）的住持。


　　应来自日本的多次邀请，于承应3年（1654）、63岁时携弟子20余众东渡扶桑。受到后来成为禅师弟子的妙心寺住持龙溪禅师及后水尾天皇以及德川幕府的尊崇，获赐位于宇治大和田的约30万平方米的寺院用地，并于宽文元年（1661）创建了禅寺。依古黄檗模式，取名为黄檗山万福寺，并担任住持。


　　隐元禅师的禅风随之极尽隆盛，超越僧俗皈依其门下者众。禅师著述有《弘戒法仪》，制定了《黄檗清规》，使丛林规则为之一变，使已处于停滞状态的日本禅宗得以重振，其功绩卓著之举，称之为中兴日本禅宗之祖师，当之无愧。尔后，禅师所弘扬的临济正宗*一脉传承至今。


　　禅师功德无量，在世之际，从物质和精神两方面均为日本文化的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由当时的皇室特赐国师称号或大师称号。


　　临济宗和黄檗宗在日本计有十五派的本山，在全国有7000余座子院。这里谨介绍各派本山。点击寺名即可进入介绍各本山的主页。


　　日本平户很早就是国际通商的港口，其中不乏有中国人，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就是当时有名的“海盗商人”，明王朝时雄霸福建、台湾和日本海域，与海上列强荷兰、西班牙、葡萄牙等海商往来，纵横海上，声名更威震日本。此间，偶然与日本女子田川结识，俩人很快便坠入爱河，也就有了他。据说田川氏是在拾海贝时产下了他，取名“郑森”，字“大木”，听起来有点儿日本味儿。他在平户随母亲度过了童年，七岁那年，他回到中国福建的南安老家。因着他后来的英名和日本血缘关系，郑成功在平户备受推崇，日本人不仅为他树碑建庙，还把他的事迹编成戏剧和典籍传颂……正可谓：“不辞独力任颠扶，大木堂堂真丈夫”，“延平遗烈照青史，平户圣迹怀孤忠”。至今，平户的千里浜海滩还立着一块“郑成功儿诞石”（如下图），每年农历的五月初八，这里都要举行隆重的郑成功诞辰公祭仪式。


　　从F先生的眼神和语气中，可以感觉到他是带着一颗崇敬的心。


　　平户其实是一座岛，是日本最西端的城市，被一条浅浅的海峡与九州岛分隔开来。连接两岛的是一座红色的跨海大桥——红色门架、红色钢缆、红色桥梁，衬在碧水、蓝天、绿山之间，显得格外的醒目。


　　在平户大桥九州岛一侧，横着一块记载了平户的历史的巨大牌子。平户可记载的历史大约追溯到十一世纪末，相当于中国北宋哲宗年间。由最初遣使中国的出发地，逐渐发展成通商口岸，直到十六世纪，因荷兰等欧洲商船的贸易往来而兴盛起来。


　　平户岛东边有一座城堡很有名，在F先生的导引下，驱车前往。


　　这是由几座斗拱飞檐，白墙黑瓦建筑组成的城堡，远看上去透着中国唐宋江南的风格。登临“天守阁”，凭栏西望可俯视平户尘烟，隔水远眺能一览九州神韵……不时地有游艇在海峡的水面上飞驰，海鸟乘着海风自由起舞，那是何等的惬意！以至于淡化了远去的历史，连同平户城的故事——那是五百年前，日本肥前国的松浦镇信在脚下的龟冈山筑起一座城堡，名叫“肥前平户城”，俗称“龟冈城”。因为关原大战的缘故，松浦氏为自保曾一度烧毁了这座城堡，百年以后又重新修建，如今的平户城只剩天守阁、怀柔橹、见奏橹、乾橹和龟冈神社等建筑，还有石阶、石道、石墙、石门，可见当时的气派和壮观。


　　都说日本的樱花好，其实，“平户杜鹃”更是举世闻名。


　　杜鹃最初在我的记忆里不是它的姣妍，而是那句“望帝春心托杜鹃”的诗句和那只化魂的鸟儿“不归、不归”啼血的哀伤。鸟儿与花儿同名并不多见，忧伤和美艳同在令人凄婉，难怪古人把杜鹃花称作“花中西施”。


　　每逢阳春，千树万树的杜鹃绽放，满山红丹丹、一曲金达莱，都在春的清明中灿烂。忽地一夜风吹，红的、粉的、白的花瓣飘飘洒洒，掩盖了山间小径，使你不忍踏足……而这样的美景却只映在我的脑海，或许是季节的缘故，我没能看到平户满山的杜鹃，这不能不说又是个遗憾。


　　饥饿很快取代了遗憾，已是正午时分，F先生带我们用午餐——杂烩面，有些像中国的盖浇面，把面条中放些鱿鱼、海虾、肉丝、蘑菇、洋葱、鲜笋和绿叶蔬菜，热乎乎的，味道十分鲜美。


　　我问F先生这面条日语的名字，含糊地说了一句“抢烹”。


　　“枪崩，这名字好记！”我打趣道。


　　同行的人笑出声来，把F先生弄了个“丈二和尚”。等到翻译说明缘由，他也乐得前仰后合的，随后解释：“杂烩面是长崎有名的小吃，日语叫‘CHANPON’，凡来这里的人都要品尝，就想去天津要吃‘狗不理’……”话语中仍流露出他的天津情结。


　　尽管平户的温泉很有名，被称之为“观海风吕”，泡在云雾缭绕的泉池中看海天的美景，该是神矣仙矣般的享受？作为东道主的F先生特意邀请，说是千里浜温泉酒店的风吕不错。无奈，一是时间紧，二是对此道不甚喜好，加之些许说不出的感觉，还是错过了神仙的体验。


　　孟子曰：“人之有德慧术知者，恒存乎疢疾。独孤臣孽子，其*心也危，其虑患也深，故达。”


　　孟子说：“有德行、智慧、谋略、见识的人，常常是因为他生活在患难之中。只有那些孤臣和孽子，他们持有警惧不安的心理，考虑忧患很深远，所以通达事理。”


　　孤臣：孤立无助或不受重用的远臣，孽子：谓使其子遭灾难。孤臣孽子意为孤立无助、不受重用、遭受灾难的人，也就是饱受忧患之人。


　　这句话其实和孟子的另外一段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有异曲同工之妙，讲的都是环境对人的影响，如果环境不给力，人要从自身发挥能量，如果环境不给力，人自身在不努力，肯定就一事无成。


　　能够在逆境之中，逆流而上的人如果能够上得去，肯定是有作为的人，愤怒出诗人，苦难出真理。人总是在逆境中才能学得更多，就是*心危、虑患深，因为矛盾大，危机意识强，一个不小心，灾难立马降临，不能不小心谨慎，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而到了顺境时期，人就会放松警惕，因为无所谓了。


　　没有大的危难面临，人就会放松对自己的要求。温水煮青蛙，杜荀鹤的诗：泾溪石险人兢慎，终岁不闻倾覆人。却是平流无石处，时时闻说有沉沦。


　　人在苦难之中学习的更多，其实也是物极必反道理的体现，如果想获得一个正的东西，需要从负的方面着手，典型的如击球，如果想让球往前走的更远，就需要先往后引拍。这个现象在甩鞭子的过程中表现的最明显，可以说一切运动就是鞭击运动。


　　于七起义于七，本名小喜，又名孟熹，山东栖霞县人，清初胶东农民抗清斗争的著名领袖。顺治五年（1648），他以栖霞县东七十里的锯齿山为根据地，聚众抗清。于七一方面经常率军出击骚扰清军，另一方面又“割富济贫”，除暴安良，打击当地豪绅地主，得到登州地区农民群众的热烈支持，成为当地实力最强的一支农民起义军，被清统治者称之为“诸寇冠”。登州知府张尚贤自知无力剿灭，被迫采取招抚政策，授于七为栖霞县把总。于是，于七利用合法身份广泛交结各阶层人士，暗中组织力量，以图大举。经过十余年的努力，于七在宁海州（今牟平县）、墨县和海阳县建立了三个据点，势力不断增强。顺治十八年春，按察使宋琬侄赴兵部首告于七和其叔交结，图谋不轨，使清廷大为震惊，急令官兵往捕于七。十月，在于七的领导下，各据点同时发难，登州府属各县瞬间也举起了抗清大旗。他们攻福山，围文登，“焚劫八邑”，给清军以沉重打击。康熙元年（1662）春，清兵云集，围困锯齿山。于七团结军民，身先士卒，骁勇善战，给义军以极大鼓舞。他们坚守四个月后，突围入海，于七下落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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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公山人王余佑的传奇人生

     第1章一151章，843页，合计9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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